为施展抱负到农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导致中国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与今日的村官热当然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尽管现实与年轻大学生们的梦想存在一定的距离，但今日的农村作为一个舞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发挥的机会。

　　回到民乐村后，梁新华和谢提芬作为村后备干部，必须参与的大小事务包括物业管理、处理征地问题、解决纠纷等。因为民乐村拥有集体土地出租的业务，这两名大学生还定期组织村民学习，提供必要的业务、法律知识培训。

　　这让年轻人觉得自己学有所用。刚上任时，村领导就告诉他们“群众的事没有小事”，而他们也积极为村民各项事务奔走。久而久之，村民乐于找他们解决问题，当地一名刘姓村民说：“不管是查找资料，还是处理问题，大学生的效率总是要更高一些。”

　　“农村的事务非常琐碎，而且是全天候，哪怕半夜有事，有需要的话也要马上赶到。”谢提芬说。由于是女性，谢提芬很自然地分管了妇女工作，邻里不和，吵架斗个嘴，也会打电话让她来处理，她也总是随叫随到。

　　当然也会遇到棘手的问题，比如征地纠纷。两年前，因为开发的需要，民乐村必须征用村民的土地，当地一些农民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为了说服村民，梁新华与谢提芬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去拜访他们，出门时买好快餐带在身上，饿了就囫囵吃一点，以省下时间。最终，所有村民终于同意，两人才松了口气。

　　对村里大学生干部的表现，村主任岑叶全非常满意，他对本报说：“过去我们村观念滞后，走了一些弯路，后来引进人才，调整了思路，全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不少，管理制度也完善了。”

　　拥有6200多名村民的民乐村，去年全年收入接近1000万人民币（约220万新元），岑叶全认为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功不可没，而在聘用了首批大学生村官之后，民乐村又陆续增加了三名大学生，如今，村里共有五名大学生干部。

    后期加入民乐村的大学生陈善华，同样是从城市回到农村。在这名年轻人眼里，农村的这一份工作“充满了挑战性”、“有发挥的空间”，加入还不到一年，陈善华就被委以重任，现在是村企业办的副主任，分管物业管理。

江苏点燃村官热

　　1995年，为了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江苏省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这可算是点燃了中国近年来的村官热。

　　2005年，中国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各地从次年开始，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并争取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全国每村至少有一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

　　2009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三月份两会期间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放在突出位置，新措施包括：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给予学费补偿和代偿助学贷款。鼓励大学生当村官，显然的是中国舒缓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611万人，累积往年的失业大学生，失业大学生总数到了今年中预计达1000万人左右，因此大学生就业在中国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本报访问时，肯定了国家鼓励大学生当村官的举措。他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难题，而另一方面，长期在中国存在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也令农村人才极为匮乏，让大学生到农村去，对于农村治理水平的提高也起推动作用。

高薪与晋升鼓励大学生当村官

　　在“每村至少一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下，中国近年来持续出现村官热，不少省份都公开招聘大学生作为基层后备干部。而政府也表示，大学生在拥有基层工作经验后，经考核合格者，有机会进入乡镇公务员的行列。另外，根据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表现，也可能转为村里的正式干部。

　　以中山民乐村为例，大学生梁新华现在是村里的副主任，谢提芬则当上了村党支委的妇女主任。

    也有大学生村官成为乡镇公务员的例子。中山东凤镇公开选聘的大学生村官张严发，就因表现突出调任该镇组织部，任职服务中心主任兼体委副主任。

　　这个晋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部分大学生当村官，毕竟对于现今的大多年轻人来说，从城市转到农村，仍是一项艰苦的磨炼，适应环境并不容易。

　　要吸引更多大学生加入村官的行列，高薪以及其他形式的福利也是相当有效的，尤其是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下。据报道，苏州市2009年选聘高校毕业生村官，网上共有8019名大学生报名竞争220名村官岗位，成为江苏省报名最踊跃、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场面丝毫不亚于此前的公务员报名。反应热烈主要是因为高薪吸引，据报道，苏州的村党总支部书记的年薪15万元（约3万3000新元），其他村官平均工资为八九万元（约1万9500新元），报名的大学生说，苏州村官年薪高，“比白领还白领”。

拼经济拼文化

投身乡村的大学生们，大多是怀着满腔热情，抱着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干劲而来。

　　广东大学生村官郑杨福，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城里福利优厚的工作，到广东茂名化州。

　　24岁的他有着满脑子对农村的规划，颇激动地说：“当时听说招聘村官，我就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尽快带领农民致富，还希望很快就看到效果。”

　　郑杨福在农村获得的待遇不算太高，不过，刚从高校出来不久的他，对这个并不在意：“能得到锻炼，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能够有所作为，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郑杨福今年年初成功通过大学生村官的考试，当时恰好是化州提出“发展第一、经济第一、工业第一、招商引资第一”的时候，“当时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我要在我所在的地方引进一个大项目，迅速提高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不过，实际工作几个月之后，郑杨福意识到，现实与梦想存在着差距，事情远没想象中的简单。

    首先，尽管他们对希望引进的项目有详细的规划，但寻找投资人毕竟不是简单的事，另外，他也承认，“包括经济发展问题、群众的思想观念，各种客观与主观的困难都有。”

　　但郑杨福并没有放弃，他告诉本报，他正打算完善相关的方案，再寻找机会引进。

　　郑杨福只是千万大学生村官的一个缩影。他们遍布中国各个村落，满怀热情，希望帮助农民提高经济水平，当中不乏成功例子，但碰钉子的也不少。对此，汪玉凯教授指出，由于对农村具体情况不熟悉，大学生村官往往要走过一系列的关口，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才能成熟起来。

提高村民文化素质

　　在中国北方乡村任职的另一位大学生村官孙玉良，则把目光投向了提高村民文化素质上。

　　孙玉良去年12月通过竞选成为河北边渡口村党支部副书记，主管当地的文化、教育和治安工作。他表示，竞选村官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把边渡口村当成农村二次改革的试点，创立“边渡口模式”，而他首先想做的，就是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

　　孙玉良由此萌生了在村里成立图书馆、改变村民精神世界的想法。然而，并不富裕的边渡口村缺少相应的资金支持，他于是在今年2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大学生村官为村发展公开向社会“乞讨”》的文章，为村里的“三农图书馆”公开向社会请求援助。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应热烈，截至4月下旬，已收到社会捐赠图书5000余册。

　　边渡口村的“三农图书馆”在5月1日正式开馆。孙玉良下一步还要在村里举办大讲堂，给村民讲课，并通过多媒体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给村民。

　　孙玉良理想中的“边渡口模式”现在只走出了第一步。尽管有些艰难，也遇上不理解的声音，但他很执著：“既使全村只有十个人来看书，那这十个人就一定是将来边渡口村的脊梁。”他的想法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图书馆筹办期间，当地政府派人送来一些书，以行动表示支持。

　　“让大学生担任村官，是人才下乡，也是智力下乡。”汪玉凯说：“他们可以用文化知识帮助农村，对农村的治理水平、村民的文化素养，都会有带动作用，而这既可以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