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去甘肃，如果没有做村官，湖北姑娘肖玉川的人生本来应该是这样：韩国留学已有一年，攻下语言关后将继续留在那里读研究生。毕业后如果回国就业，应该会成为大都市里写字楼中那些有着精致妆容、踩着高跟鞋的“杜拉拉”们中的一员。

　　人生如果有“如果”，肖玉川的人生应该是这样。

　　可惜生活从来没有“如果”、“应该”或者“也许”。

　　现实中的肖玉川为自己规划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来了甘肃，做了村官，并嫁给一位当地人，踏踏实实地落户到了董志塬上一个叫宁县的地方，成功将自己从一个外乡人转化为村里人，并牢牢地扎根在了黄土高原。

　　从留学生到土村官

　　肖玉川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的夏天。那一年，她23岁，正是青春好年华。

　　那个夏天，她从韩国留学刚满一年，回到家乡湖北随州，正在荆山楚水间享受一个惬意的暑假。

　　一切都是偶然，当她从网上看到甘肃正在全国范围内招兵选将，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时，肖玉川不顾家人反对报了名。

　　“上大二的时候，‘感动中国’的徐本禹来我们学校讲他的支教故事。我当时就特别有感触，心想人生能有这样一段经历，也不错。”伏笔原来在那时已埋在心底。当一个去西部基层服务的机会摆在她面前时，肖玉川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一定要试一试。如果考不上，再去韩国读研也不迟。”

　　初选、复选，笔试、面试……一路PK，肖玉川成功胜出。真的要去甘肃做村官了。父母急了，“你回国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去甘肃？你去甘肃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去农村？你去农村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去就是三年？”

　　父母心头太多的为什么，在倔强的女儿面前，全都化作无力的追问。肖玉川是个有主意的人：“从小到大，我从学校到学校，对社会没有太多认识。现在有机会让我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为什么不可以？”

　　父母拗不过女儿，肖玉川去了甘肃。

　　人生在23岁的夏天，陡然转了个弯。

　　从外乡人到村里人

　　那是肖玉川第一次去甘肃。之前，甘肃在她的印象里，“应该是山连着山、沟连着沟，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样子。”

　　从家乡出发，一路沿着铁路、公路再到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离家越来越远，眼前的风景越来越陌生……只有双脚如此真切地踏上这条离家的路，肖玉川才体会到：湖北与甘肃间的距离，远不是地图上的一条曲线或是地域上的两个概念那么简单符号化。

　　在省上集中培训后，肖玉川被分配到庆阳市宁县焦村乡任村担任村支书助理。

　　时隔4年，肖玉川依然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2008年8月29日，我正式到任村。”乡干部带着她步行五公里到了村上，在乡干部向村干部“交接”这个新来的女村官时，肖玉川如听天书般茫然地看着双方，她发现自己竟然一句也听不懂。

　　肖玉川打着一把太阳伞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不远处一群人对着她指指点点。说不上哪里不对劲，但肖玉川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省上统一要求所有的女村官住在乡上。因此肖玉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第二天，她去买了辆自行车，推着去任村上班了。那天她的主要工作是在焦村乡和任村间的五公里土路上来来回回地练习骑车：“我以前没骑过。”路上行人稀少，间或来往的摩托车，扬起的尘土瞬间令人看不到路……好在长胳膊长腿的肖玉川很快学会了驾驭这种新的交通工具。

　　从那天起，肖玉川每天骑车早出晚归，再也没打过阳伞，再也没穿过裙子。她想：先当好村民，再当村官吧。

　　她挨家挨户地主动上门，问老人的健康、说孩子的学习、聊地里的收成……几个月后，她不仅完全能听懂当地方言，并且还能说上几句。至于任村共有多少人家多少人口，谁家地里种些什么、谁家养了几头猪等等，全都了然于胸。

　　2009年3月，村民任永红在修剪果树时摔下树受了伤，妻子患病无法下地干活。知道这个情况后，肖玉川请来了一位技术员，对任永红家的3亩果园进行及时修剪，并联系医院为他妻子看病。那天修剪完果树，任永红一家硬是要留她吃饭。肖玉川知道他家情况不宽余，不想添麻烦，骑着自行车准备往外走，任永红拖着病腿硬是拦着车子不让走。吃饭的时候，肖玉川发现自己的面条碗里比他们多了一个鸡蛋。

　　还有那位儿女都在外打工的留守老人，到了收麦子的时候，老两口看着满地黄灿灿的麦子，收不回家着急上火。肖玉川招呼了几个年轻人，帮老人三下五除二颗粒归仓。

　　点点滴滴都是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让肖玉川渐渐融入任村。再说起刚到村里时的种种，村民们也会坦言相告：当时大家听说来了个村官，还是个女的；家是南方的，听说还去过韩国，听着咋就那么远呢？来我们任村，不过是走走样子，镀层金就走人吧。

　　任村三年，肖玉川过着无上下班、无周末、无节假日的“三无”生活，并保持着和村民们的零距离接触。时过境迁，任村人再谈起这位女村官，都说：肖玉川不像上面派下来的村官，倒像是村里长大的孩子。

　　从“肖书记”到“玉川”

　　初到任村时，村里人称她为“肖书记”或是“大学生”。这称呼让正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的肖玉川多少有些尴尬和沉重。

　　“到任村第一个月，我觉得干劲十足，精力旺盛地就想着要大干一番。”到了第二个月，肖玉川陷入苦闷，“方言听不懂、饮食吃不惯、工作无从下手。”肖玉川感觉到一种无形的隔阂横亘在她和任村人之间“我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很傻？我来对了吗？”

　　那时村上正在搞土地流转，村干部们忙得团团转，肖玉川在一旁像个闲人，“他们对我既热情又客气，可就是不告诉我该干啥。”

　　肖玉川的倔劲被激起来了：“你们不是不给我派活吗？我自己找。”于是她每天都在寻找主动请缨的机会。机会还真让她找到了，那段时间有很多材料要准备。肖玉川发现，村里人居然全靠手写。事实上，村委会有一台电脑，却被冷落在墙角，落了厚厚一层灰，原因是没人会用。肖玉川对村支书说“以后材料打印的事，全交给我吧！”村支书一听，也很高兴。

　　肖玉川找人修好电脑，从此引领任村进入“电子时代”。三年后，当肖玉川离开任村的时候，村干部们个个学会了用电脑打印材料，甚至一位60多岁的老人都学会了在电脑上观看NBA，下载个秦腔曲子之类的操作。

　　后来，肖玉川又巧借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平台，通过网络开展党员培训教育工作。第一次培训时，除了村干部，只有两三个党员来听课。肖玉川仔细一了解，才明白是培训内容太空洞。于是她留心多开展一些村民们感兴趣的果树种植、病中害防治等培训内容。再后来，干脆请农业专家现场来讲课，下了课再去田里进行现场指导。慢慢地，没有培训的时候，任村人也习惯聚到村委会，说说事聊聊天。

　　肖玉川用知识和智慧一点点改变着任村人对她的看法，但真正使人们彻底改变对她看法的决定性“战役”要属卖西瓜事件。

　　2009年，村干部动员群众转变观念调整结构，推行“苹果+西瓜”的套种模式。到了西瓜收获季节，没想到一场雨连着一场雨，满地泡的都是成熟的西瓜，却不见一个瓜商的影子。

　　看着瓜泡在雨地里，农民们又心疼又气愤，围堵在村委会讨说法：是你们让我们转结构种西瓜，现在瓜熟了，卖不掉怎么办？村支书急得团团转，对肖玉川说：“你这个大学生赶紧想办法呀！”肖玉川也急得团团转：“你们本地人关系多人脉广，都想不出办法，我一个外地人能怎么办？”

　　那些天，肖玉川的眼里心里全是西瓜。在组织党员干部进行远程教育学习时，突然想到用互联网卖西瓜。她立即搜索到中国农业信息网，发布了“甘肃宁县焦村乡任村优质西瓜待售”的信息。这条信息精确到了什么品种的瓜、个头约有多大、总产量有多少，并且上传了照片，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信息发出后，肖玉川陷入焦急的等待。两天后的半夜三点半，手机响了，是一位深圳瓜商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已坐上从西安开往宁县的夜班车上，约摸清晨五、六点到，让肖玉川在某个路口等他。

　　肖玉川立即翻身起床，一边往两人约好的路口赶，一边给村里打电话，说有客商来拉西瓜。那天，当第一批20吨西瓜拉走后，村民们的情绪平稳了许多。

　　接下来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日子，杭州、山东、深圳等地的瓜商陆续来到任村，本地的瓜商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车辆跑到任村来拉瓜。肖玉川带着客商下瓜田、找货车、谈价格，在宁县方言和带有南北各地口音的普通话间充当翻译。那一年，因为有肖玉川的网络叫卖，还有她这个免费经纪人的忙碌，任村人的3000多吨西瓜多收入了18万元。

　　瓜卖完了，白皙清秀的肖玉川变得又黑又瘦，心里却高兴。村民们再见她，不再喊“肖书记”，而是叫她“小肖”或是“玉川”。

　　任村三年，肖玉川发生了很大变化，任村也发生着深刻变化：铺了柏油路，新建了村卫生所、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科技培训中心、群众文体广场，改造了村小学，新建了30户小康住宅。肖玉川还结合湖北老家农村实行的“合作社+基地+公司+农户”模式，在任村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不是尾声，是新的开始

　　三年村官，转眼成为过去。在肖玉川的计划里，这一笔经历已足够丰富，人生在此拐了个弯，可还是能够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

　　但肖玉川没有离开宁县，她只是离开任村去了临近的瓦斜乡任副乡长。有很多荣誉奔她而来，四乡八邻的乡亲也常会找她这位听说是个“清官”的女乡长解决难题，时不时她还要参加各种报告团在省内各地巡回演讲。

　　内心却依旧澄明如镜：“所有荣誉都是过眼云烟，不管多么繁华似锦，生活都将归于平淡。我无大志，也无官瘾，宁静平和的心态是我永远的追求。”

　　留住肖玉川的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甘肃农民的纯朴厚道、还有一份温润暖人的甜蜜爱情。

　　肖玉川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宁县小伙，公婆是地地道道的甘肃农民。从韩国回来的肖玉川已经很习惯地坐在火炕上，与爱人一家其乐融融地生活。

　　人生如梦，肖玉川说，是个美好的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