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的感召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也成为90年来革命与执政的基石

　　近年同外国执政党交流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经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一个成立90年、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何以能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依然充满活力？

　　“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对中共的成功‘秘诀’很感兴趣，但又不是很理解。”谢春涛尝试用更活泼的视角，对中共的历史轨迹作一番梳理和解读，于是有了历时一年而成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组直率的问题构成全书脉络，比如“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直至“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8000万党员的大党”。

　　历数体制和机制的若干优势之余，书中一处如此写道：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合乎实际的入党条件……即使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也一听就明白，一听就知道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后来的党章也强调要从先进分子中吸收党员……

　　“绝不应该忽视中共的理想信念，以及在实践这些理念的过程中党所形成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谢春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与之有很大关系。

　　“惊人的政治觉悟”

　　谢春涛所说的理想信念，源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几经淬炼，已化作90年来历次党章的底色。

　　1921年中共一大提出首个纲领，虽然算不得完备的党章，但开宗明义写道，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伴随而来的是一整套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蓝图”，吸引着一大批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其时仍在军阀部队身居高位的朱德，后来这样回忆自己1922年入党时的心情。

　　与同时代活跃在中国舞台的众多政党组织相比，崇高理想非独中共所特有。不同的是，中共提出的高远追求不只写在本本里，也被长期转化为党人的精神信仰和集体自觉。这在数十年前已被当时的观察家所注意并予以重视。

　　1944年8月，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以军事观察员的名义来到延安。事后他这样记述在延安的见闻：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

　　这种“使命感”和“政治觉悟”，既有中共在选择党员时的要求，很大部分上也源于党对其成员的理念塑造。谢伟思的延安之行过后一年，中共七大召开，刘少奇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刘少奇说。

　　七大通过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修改的党章，被党史研究者公认为中共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共的理念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在这部党章的总纲部分都有明晰阐述。

　　党章强调为实现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这是对中共党内洋溢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笔“点睛”，其精髓也为此后历次党章所袭承。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看来，正是因为中共对其党员提出更高要求，要求他们具备奉献精神，把人民利益放在最前面，把自己放在为解决问题进行奋斗的最前面，因而才爆发出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情怀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昂精神状态，一度遍及全党，直至全国。邓小平在1979年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

　　谢春涛评价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直以来非常强烈的理想信念，很难想象中共能够顺利度过历史上数次重大挫折期。比如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比如二万五千里长征，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出于同样的见解，70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如此记述，“他们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