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之"恋"——追记牡丹江市兴隆镇大团村原党支部书记刘春利
2010年11月18日，凌晨4点半。天还黑着，大地铺开了白雪的静穆，可大团村的村民们却忙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争着抢着往三辆大客车里挤。车要开了，没抢上车的人就跑回家开出了小三轮、拖拉机、摩托车，啥都没有的人开始纷纷打电话向朋友告急——找车。有人对着电话喊：“哥们，赶紧开车来，你帮我这一把，我感激你一辈子!”
……
这一夜，全村一千四百多口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们的好支书刘春利英年早逝，年仅47岁。他们要前去送别。天蒙蒙亮了。也许天悯英才，道路两旁一树白挂，衬着长长的车队。车轮的沙沙声中，不时传出几缕絮叨，几缕哽咽。
“村里的事儿才刚刚起步呀！”
刘春利的故事要从2003年说起。那时，他经营着一家电镀厂，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有钱人”，一家老小生活富足、自在。可一个人的出现却给这家人的安宁漾起了涟漪。他就是兴隆镇副镇长武军。
2002年，大团村换届选举“卡壳”，村支书“难产”，镇党委派武军到村里暂时主持工作。不久，他的“慧眼”就盯上了39岁的刘春利。经过半年的观察和考验，他决定请刘春利“出山”。可土生土长的刘春利对大团村知根知底——不仅是个“鸡鸭满地走，出门一脚泥”的脏乱村，上访告状的人也多得在市、区两级信访部门挂了号。因此，他不愿趟这趟浑水。于是，武军常去“磨”他，还领他去各村转悠，目的很明确——看人家村子，再看看你们，都落下多少了？你还不想当村支书？
2003年10月，刘春利“投降”，当上了村支书。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要干事，就得花钱。村里没钱，怎么办？有人提醒他，村里有不少村办企业留下来的土地、厂房、车间，租金又很难收回，现在村里缺钱，卖掉钱不就来了吗？可刘春利有自己的打算：牡丹江市正大力推进江南开发，大团村离开发区不到半小时车程，土地增值潜力巨大。如果把土地、厂房卖了，眼前是有钱了，可钱花没了，以后怎么办？而且，集体财产流失后，重新积累更难。他盘算“细水长流”的招儿：清收陈欠租金，整修厂房，再招商引资，把厂房租出去。
想干就干，刘春利不怕得罪人，硬着头皮去“收租”，又张罗整修厂房。当然，最难的还是招商。为了招商，刘春利就像着了魔，哥们、朋友，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他逢人就提“大团外租厂房。”他不仅把招租信息贴到了网上，甚至动上了“歪脑筋”——贴小广告。为了省钱，这活儿当然是他自己干。村民曾拿他打趣，“刘书记白天不敢出来！得晚上去！”因为有一次，刘春利在牡丹江贴小广告，被城管追出两条街。好险，幸亏没被逮住！
风风火火近一年，大团村有了新气象。80多名村民成了“工人”，村里也收来了七八万元的租金收入。靠着这点儿钱，刘春利解决了困扰全村多年的吃水难问题，化解了不断上访的土地纠纷，修了一座“通村桥”，成立了老年协会。
2004年秋，大团村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丰收在即。可乡亲们却发现，刘春利的脸色越来越差。大伙儿心疼了：“你可不能倒下呀！” 此时，他笑着说：“没事儿！”最终，在家人的催促下，刘春利来到医院检查——癌症！当年的他才40岁啊！家人流着泪劝他：“村里的事儿，咱先别干了。先把身体养好，行不？”看着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女儿，刘春利泪流满面：“村里的事儿才刚刚起步呀！”
“居家过日子，不抠点儿能行吗？”
2005年春节前，刘春利做了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术后没半个月，他就回到了村里，领着大家打灌溉井，修田间路，开辟300亩绿色蔬菜种植区，联系村民外出务工，给五保户送米送面，帮着贫困户翻建新房……忙得没个歇息的时候。从这一年开始，村民吃水不要钱了，每年9月1日“老年节”，村里60岁以上老人还会领到“过节钱”。
村里路的问题一直是刘春利的心病。有几次，他们找来投资商，可人家还没进村，一看路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刘春利跟修路较上了劲！他先是拿着向上争取和自筹的一部分资金，将村内两公里巷道进行了水泥硬化，后又想了一个“歪点子”，修起了村里的主干道。
2007年的一天，刚刚落户大团村的沥青搅拌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张口就跟企业要35万——预支10年的厂房租赁费，目的是给村里修路。这个人就是刘春利。但刚落户就让交10年的钱，沥青厂厂长一口回绝。何况，厂子落户时，刘春利就挺狠——租金要得贼高。
碰了钉子的刘春利并不死心，更何况他想的是“一箭双雕”的美事：沥青厂实力强，如果能够“钉”在大团村十年，不但眼前的路能修了，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于是，他铁了心，一次次找对方商量。对方拗不过他，就松了口：“没那么多钱，但能拿出一部分建材。”
此时，刘春利没有见好就收，反倒提出新条件：“施工必须找我们村的人干。大伙儿还能多笔收入。”
厂长盯着刘春利不禁苦笑：“我算是服了。你呀！比我还能算计！”
凭着这份“算计”劲儿，两年里，大团村成了兴隆镇17个行政村中第一个实现村内道路硬化的村。路修好没多久，就有好几家企业相继落户。看着这些，刘春利也忘了工作的辛酸。那几年，他“抠”的要命，人送外号“面条支书”——为了省钱，他出差三餐都是面条。有人提起这茬儿，他还笑着反问：“居家过日子，不抠点儿能行吗？”
当然，刘春利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拿自家东西贴补村里；比如办“妇女节”联谊活动，个人出钱搭舞台；比如自家私车成了“公车” ……
几年来，村里的水泥路越来越多，可刘春利一家依然住着狭小的泥土院，锈迹斑斑的铁门上漏了大大小小的窟窿。他不是没钱，是忙得抽不出空儿收拾！83岁的老父亲瘫痪在床一年多，作为小儿子，他也难有时间在家照料；因为缺乏监督和关心，女儿没能考上大学，只好去读技校；由于疏于管理，自家厂子效益下滑，每年少赚10多万……但是，饮水、建桥、修路、扶贫、济困，刘春利靠一件件实事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2008年，他高票连任。
“昨天，我又梦见村委会换届选举了。”
2009年9月，刘春利正为争取到“万亩低产田改造”项目资金而高兴，噩闻袭来：胃癌复发。但他没有迅速就医，嘴里说着：“没事儿，再拖两天。”村休闲文化广场刚动工，他眼里只有工程。
一拖再拖，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没过多久，体重锐减的刘春利不得不赶往北京治疗。生命垂危，千钧一发。临行前，他给村会计高伟民和治保主任陶延华留下了自己的笔记本。上面不仅记着各种建筑材料供应商的联系方式，还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工程预算、开支、进度；还有这样一段话：“我热爱大团村，我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改变好村容村貌，让老百姓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2009年1月。”看着这些，两人潸然泪下。
那段时间，刘春利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化疗。化疗期间，他反应强烈，头疼、恶心，想死的心都有了。可他却天天往村里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度，给大伙儿出主意、想办法。大家都记得他第一次化疗后回村，呆了一天。下午回来，没回家直接跑去工地，手上插着化疗管，还硬说要干点活儿。
10月23日，文化广场正式竣工，这座广场也是东安区第一座村级文化文化广场。刘春利又匆匆从北京赶回来。那天，竣工典礼结束后，如释重负的刘春利把自己关在了村部——哭了！三天后，他又动身回北京。
……
2010年年初，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却领着村民修村路、搞绿化、抓招商，一个个的落实推进。是的，他给自己安排的事太多了，以至于5月份要做的复检一直推到7月。这次复检发现，肿瘤转移阻塞了胆管，必须立即手术。
其实，在北京诊疗后，刘春利本该直接到天津做手术，但他却回到了村里。一回来就扎进了村部。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而是在办公室呆了整整一夜。他给镇党委、政府以及两名村委分别写了一封信。在给镇委、政府的信中，他说：“我因病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现辞去大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别耽误村里各项建设的开展……”
前前后后，刘春利已接受了6次化疗。每次回到村里，他的第一站不是自己家，而是村部。可8月10日，从天津做完手术的刘春利直接回了家——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得走路都需要人搀扶。那天，他递给高伟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一个电线厂的地址和联系人电话（他知道村里要买电线）。他显然已经非常虚弱——字迹歪歪扭扭，很轻很轻。
第二天，刘春利让陶延华开车拉着他围着大团村转了一圈。车里的刘春利像个孩子，把大团村看了一遍又一遍。第三天，他又住进了医院。
……
临终前的一个晚上，刘春利给陶延华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又梦见村委会选举了，他还站在竞选台上呢！
在殡仪馆的大厅里，看着身盖党旗的刘春利，村民们知道，他依旧恋着大团村，而大家又何尝不恋着他？
（黑龙江
……
这一夜，全村一千四百多口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们的好支书刘春利英年早逝，年仅47岁。他们要前去送别。天蒙蒙亮了。也许天悯英才，道路两旁一树白挂，衬着长长的车队。车轮的沙沙声中，不时传出几缕絮叨，几缕哽咽。
“村里的事儿才刚刚起步呀！”
刘春利的故事要从2003年说起。那时，他经营着一家电镀厂，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有钱人”，一家老小生活富足、自在。可一个人的出现却给这家人的安宁漾起了涟漪。他就是兴隆镇副镇长武军。
2002年，大团村换届选举“卡壳”，村支书“难产”，镇党委派武军到村里暂时主持工作。不久，他的“慧眼”就盯上了39岁的刘春利。经过半年的观察和考验，他决定请刘春利“出山”。可土生土长的刘春利对大团村知根知底——不仅是个“鸡鸭满地走，出门一脚泥”的脏乱村，上访告状的人也多得在市、区两级信访部门挂了号。因此，他不愿趟这趟浑水。于是，武军常去“磨”他，还领他去各村转悠，目的很明确——看人家村子，再看看你们，都落下多少了？你还不想当村支书？
2003年10月，刘春利“投降”，当上了村支书。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要干事，就得花钱。村里没钱，怎么办？有人提醒他，村里有不少村办企业留下来的土地、厂房、车间，租金又很难收回，现在村里缺钱，卖掉钱不就来了吗？可刘春利有自己的打算：牡丹江市正大力推进江南开发，大团村离开发区不到半小时车程，土地增值潜力巨大。如果把土地、厂房卖了，眼前是有钱了，可钱花没了，以后怎么办？而且，集体财产流失后，重新积累更难。他盘算“细水长流”的招儿：清收陈欠租金，整修厂房，再招商引资，把厂房租出去。
想干就干，刘春利不怕得罪人，硬着头皮去“收租”，又张罗整修厂房。当然，最难的还是招商。为了招商，刘春利就像着了魔，哥们、朋友，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他逢人就提“大团外租厂房。”他不仅把招租信息贴到了网上，甚至动上了“歪脑筋”——贴小广告。为了省钱，这活儿当然是他自己干。村民曾拿他打趣，“刘书记白天不敢出来！得晚上去！”因为有一次，刘春利在牡丹江贴小广告，被城管追出两条街。好险，幸亏没被逮住！
风风火火近一年，大团村有了新气象。80多名村民成了“工人”，村里也收来了七八万元的租金收入。靠着这点儿钱，刘春利解决了困扰全村多年的吃水难问题，化解了不断上访的土地纠纷，修了一座“通村桥”，成立了老年协会。
2004年秋，大团村的庄稼长得特别好，丰收在即。可乡亲们却发现，刘春利的脸色越来越差。大伙儿心疼了：“你可不能倒下呀！” 此时，他笑着说：“没事儿！”最终，在家人的催促下，刘春利来到医院检查——癌症！当年的他才40岁啊！家人流着泪劝他：“村里的事儿，咱先别干了。先把身体养好，行不？”看着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女儿，刘春利泪流满面：“村里的事儿才刚刚起步呀！”
“居家过日子，不抠点儿能行吗？”
2005年春节前，刘春利做了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术后没半个月，他就回到了村里，领着大家打灌溉井，修田间路，开辟300亩绿色蔬菜种植区，联系村民外出务工，给五保户送米送面，帮着贫困户翻建新房……忙得没个歇息的时候。从这一年开始，村民吃水不要钱了，每年9月1日“老年节”，村里60岁以上老人还会领到“过节钱”。
村里路的问题一直是刘春利的心病。有几次，他们找来投资商，可人家还没进村，一看路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刘春利跟修路较上了劲！他先是拿着向上争取和自筹的一部分资金，将村内两公里巷道进行了水泥硬化，后又想了一个“歪点子”，修起了村里的主干道。
2007年的一天，刚刚落户大团村的沥青搅拌厂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张口就跟企业要35万——预支10年的厂房租赁费，目的是给村里修路。这个人就是刘春利。但刚落户就让交10年的钱，沥青厂厂长一口回绝。何况，厂子落户时，刘春利就挺狠——租金要得贼高。
碰了钉子的刘春利并不死心，更何况他想的是“一箭双雕”的美事：沥青厂实力强，如果能够“钉”在大团村十年，不但眼前的路能修了，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于是，他铁了心，一次次找对方商量。对方拗不过他，就松了口：“没那么多钱，但能拿出一部分建材。”
此时，刘春利没有见好就收，反倒提出新条件：“施工必须找我们村的人干。大伙儿还能多笔收入。”
厂长盯着刘春利不禁苦笑：“我算是服了。你呀！比我还能算计！”
凭着这份“算计”劲儿，两年里，大团村成了兴隆镇17个行政村中第一个实现村内道路硬化的村。路修好没多久，就有好几家企业相继落户。看着这些，刘春利也忘了工作的辛酸。那几年，他“抠”的要命，人送外号“面条支书”——为了省钱，他出差三餐都是面条。有人提起这茬儿，他还笑着反问：“居家过日子，不抠点儿能行吗？”
当然，刘春利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拿自家东西贴补村里；比如办“妇女节”联谊活动，个人出钱搭舞台；比如自家私车成了“公车” ……
几年来，村里的水泥路越来越多，可刘春利一家依然住着狭小的泥土院，锈迹斑斑的铁门上漏了大大小小的窟窿。他不是没钱，是忙得抽不出空儿收拾！83岁的老父亲瘫痪在床一年多，作为小儿子，他也难有时间在家照料；因为缺乏监督和关心，女儿没能考上大学，只好去读技校；由于疏于管理，自家厂子效益下滑，每年少赚10多万……但是，饮水、建桥、修路、扶贫、济困，刘春利靠一件件实事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2008年，他高票连任。
“昨天，我又梦见村委会换届选举了。”
2009年9月，刘春利正为争取到“万亩低产田改造”项目资金而高兴，噩闻袭来：胃癌复发。但他没有迅速就医，嘴里说着：“没事儿，再拖两天。”村休闲文化广场刚动工，他眼里只有工程。
一拖再拖，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没过多久，体重锐减的刘春利不得不赶往北京治疗。生命垂危，千钧一发。临行前，他给村会计高伟民和治保主任陶延华留下了自己的笔记本。上面不仅记着各种建筑材料供应商的联系方式，还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工程预算、开支、进度；还有这样一段话：“我热爱大团村，我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改变好村容村貌，让老百姓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2009年1月。”看着这些，两人潸然泪下。
那段时间，刘春利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化疗。化疗期间，他反应强烈，头疼、恶心，想死的心都有了。可他却天天往村里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度，给大伙儿出主意、想办法。大家都记得他第一次化疗后回村，呆了一天。下午回来，没回家直接跑去工地，手上插着化疗管，还硬说要干点活儿。
10月23日，文化广场正式竣工，这座广场也是东安区第一座村级文化文化广场。刘春利又匆匆从北京赶回来。那天，竣工典礼结束后，如释重负的刘春利把自己关在了村部——哭了！三天后，他又动身回北京。
……
2010年年初，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却领着村民修村路、搞绿化、抓招商，一个个的落实推进。是的，他给自己安排的事太多了，以至于5月份要做的复检一直推到7月。这次复检发现，肿瘤转移阻塞了胆管，必须立即手术。
其实，在北京诊疗后，刘春利本该直接到天津做手术，但他却回到了村里。一回来就扎进了村部。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而是在办公室呆了整整一夜。他给镇党委、政府以及两名村委分别写了一封信。在给镇委、政府的信中，他说：“我因病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现辞去大团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别耽误村里各项建设的开展……”
前前后后，刘春利已接受了6次化疗。每次回到村里，他的第一站不是自己家，而是村部。可8月10日，从天津做完手术的刘春利直接回了家——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得走路都需要人搀扶。那天，他递给高伟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一个电线厂的地址和联系人电话（他知道村里要买电线）。他显然已经非常虚弱——字迹歪歪扭扭，很轻很轻。
第二天，刘春利让陶延华开车拉着他围着大团村转了一圈。车里的刘春利像个孩子，把大团村看了一遍又一遍。第三天，他又住进了医院。
……
临终前的一个晚上，刘春利给陶延华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又梦见村委会选举了，他还站在竞选台上呢！
在殡仪馆的大厅里，看着身盖党旗的刘春利，村民们知道，他依旧恋着大团村，而大家又何尝不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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