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O的报告警示，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超过20年的峰值，粮食危机正席卷全球。14年中，转基因粮食种植规模增长80多倍，转基因在粮食危机中迎来春天。8700多家种业公司混战的中国，谁才能成为转基因机遇中的孟山都？

　　“跨国粮商通过参股并购和独资等方式，已经控制了中国8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孙东生一语道出了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证券市场周刊》了解到，自2007-2010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以每年1000万吨的量级增长；2010年7月起，中国首次大规模进口玉米，当年进口总量超过160万吨。行业人士预计，到2020年，中国玉米的供需状况将出现500万吨的缺口。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最新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主要食品的价格已经达到了20年以来的最高值——有关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心再次引发了市场的不安。逐年增长的大宗农产品(16.63,0.07,0.42%)进口量，都打上了“转基因”印记，而中国自主的转基因种业技术还没真正成熟和被市场所接受。面对需求的现实，中国的转基因粮食商业化应该如何推进？中国的种子行业是否可以能够把握其中的机会？

　　全球转基因种植面积增长87倍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最新出炉的2010年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48亿公顷，而在1996年转基因作物最初实现产业化时种植面积仅有170万公顷，2010年的数字是1996年的87倍。

　　截至2010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经达到29个，其中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积极的推动者。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从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态势看，目前已经有3/4的大豆，1/2的棉花和1/4的玉米、1/5的油菜种植都是转基因作物。其中以转基因大豆的需求最为旺盛。

　　转基因在中国发展也相当的迅速。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预计到2020年总投资规模超过200亿元，这也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有关转基因方面国家投入最大的一笔资金。

　　2009年8月，中国农业部对三个水稻转基因品种发布安全证书。2010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规划中国种子企业未来在良种培育、转基因生物品种研发和产业化推进方面提高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年内主要任务时指出，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良种培育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包括转基因棉花、水稻和玉米三大品种已经有了自主的知识产权，从科研角度，这三个品种均是有条件可以产业化的，中国也应不失时机地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产业化。

　　上世纪80年代，黄大昉曾参与了国内转基因棉花的研发过程，当时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一度领先中国本土研发力量，占据着中国中部地区。但最终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取代了外资种业公司在国内棉花市场的地位，才有了现今93%的国产转抗虫基因棉花（抗虫棉）市场占有率。

　　目前，除了棉花取得转基因市场控制权外，中国市场对于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高达70%以上。黄大昉认为，农业企业要抓住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发展机遇，把高科技农业与现代种业的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对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转基因成为农业增产的选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测算，目前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经过半，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要保持国内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坚持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共需要30亿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而现阶段国内能提供的种植面积（按复种面积计）大约只有23亿-25亿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必须超过16亿亩，才能稳定1万亿斤粮食的产能。另外的5亿-6亿亩生产的农产品，须从国外进口。”程国强说。

　　如2009年中国进口4275万吨大豆，若按照目前中国大豆单产水平测算，相当于3.7亿亩面积，与国内小麦种植面积相当。若不从国外进口，显然需要占用其他粮食生产面积。

　　目前的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基因技术给原本的农作物赋予某种“特性”，或抗虫、抗旱、抗除草剂，以期耗费最少的人力和农资，达到丰产和增产的目的。

　　程国强认为，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的提出和推进，是农业资源约束和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以大豆为例，为了限制国外大豆进口，国内也曾在2001年出台过限制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的政策，但在国内植物油、养殖业饲料的刚性需求下，大豆进口量逐年攀升，已成为市场各方无法回避的现实。

　　积极进行转基因农产品种植的北美、南美等地区，其基本特征是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处于劳动力成本高、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阶段，转基因育种技术商业化是其必然趋势。但是中国特殊的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国情，决定中国并不适应大规模的转基因商业化种植技术的推广。国际经验表明，转基因生物技术只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的选项之一。

　　许多重要产区的农业部门人士曾向记者证实，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的试验品种已经由国内研究机构在各地种植，包括东北地区、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区都有转基因农作物的试验田。除此之外，确实有发现转基因粮食农田也在悄然生产。

　　农业种植面积和粮食压力给转基因品种带来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种业企业多而小，处于低端竞争阶段，种业公司的普通种子销售毛利率只有30%-40%，只有高端种子一半。这样导致中国种业公司的整体研发能力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偏弱。

　　据了解，中国目前有8700多家种子企业，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只有100多家。中国大多数种子企业只买不研，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只有约3%。而国际种业巨头一般把销售收入的6%-15%用作科研经费，平均比率约为11%。美国95%的品种出自种业公司自身的研发。

　　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将转基因列入重大农业科研项目，在政策方面一定会得到扶持，转基因势必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从全球生物育种发展趋势看，一旦转基因粮食种植商业化，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需要自己的孟山都

　　包括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在内的种业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生物育种的重要性，但碍于资金、收益和利益分配等因素，未有太多行动。尤其是在转基因粮食种植尚未投入商业化生产、传统育种仍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市场“盈利”重点还并不在此。

　　而另据记者了解，即使是某项生物育种技术拿到了安全证书，还要根据农业部的其他规定进行品种审定（这部分即使是传统育种方式可能至少也要2-3年），取得品种专利，而在转到公司进行商业化生产前，还要申请生产经营许可证。

　　现阶段，国内有关转基因生物育种研究机构还主要以高校为主，包括中科院系统、农科院系统、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等。综合看来，从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证书到真正的商业化、产业化种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同样提到：推动国内种业加快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抓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比照在全球叱咤风云的跨国种业巨头孟山都，下一步，“中国的孟山都”又会是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表示，从战略层面考虑，中国迫切需要这样的公司，这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培育中国的以市场为导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研发、推广和营运企业。从研究实力上看，黄大昉认为，相对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像巴西、阿根廷等转基因农作物大量种植的国家，也越来越感到自主创新的重要，他们也一直希望中国研究机构对其进行支援交流。

　　黄大昉说，应该看到，中国在生物育种技术方面的整体实力与跨国公司尚存在差距，中国的转基因重大专项预计2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每年动辄超过1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相比，并不具备资金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内种业市场发展滞后，种业公司规模小、数量多，整体产值却不高。

　　自国家启动“863”计划以来，国内研究机构与全国各地种业公司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看到外资种业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也让国内种业公司倍感压力，国内公司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的愿望强烈，但由于经费原因、利益分配和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许多合作最终搁浅。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阻碍种业发展的因素，固然有种子研发的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核心还是企业管理的问题。种业企业的管理应该向纵深发展，国内亟须一批管理型的研究者。”

　　王海波还解释说，中国种业市场发展速度受限，与市场上缺乏高层次战略企业家有关，种业是否可以做强做大，还是要看企业家的层次。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种业在育种方面的创新能力是不错的，但在种业的产业化方面还是要依靠企业家来经营。

　　产业的发展也确实需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与研究机构的结合，现在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介入。据了解，2010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还决心大力研发转基因相关品种，他们与华中农大合作，投资约几十亿元，建立研发中心、招聘专业人才，先期重点研发转基因抗虫水稻。中国在转基因研究方面，资金实力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以2009年孟山都营业收入约110亿美元计算，意味着2010年度内，将有11亿美元的研发资金应用于孟山都的科研项目中，其中传统育种和转基因育种经费各占一半。

　　对比孟山都的研发计划，其将每年营业收入的10%投入到公司研发环节，国内种业公司的资金则远远不足。以国内现有的丰乐种业(17.61,-0.11,-0.62%)（000713.SZ）、敦煌种业(28.45,-0.71,-2.43%)（600354.SH）、登海种业(52.00,-2.37,-4.36%)（002041.SZ）和隆平高科(27.65,-0.29,-1.04%)（000998.SZ）为例，4家种业上市公司2009年已披露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0亿元、15.12亿元、5.79亿元和10.55亿元。

　　在中国，上述种业公司2009年营业收入之和只有41亿元，且多数公司在年报中均表示在新年度内通过增资方式补充公司研究发展经费，并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科研的实力。转基因育种研发项目，虽然在种业公司年报中有所提及，但现阶段仍没有被种业公司作为重点研发项目。

　　2008年中国推出的转基因重大专项计划中，预计到2020年国家投入相关资金200亿元，以12年计算，每年仅有16亿元（仅为孟山都一年用于研发转基因费用的一半）。而上述4家公司的2009年年报中，仅有登海种业在报告中提到了报告年度内政府有关“高产转基因玉米新品种培育”补助款，为1.8万元。

　　程国强表示，现有国内种业公司与跨国种业巨头的差距，可能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差距，像孟山都、先锋这样的公司，不但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掌控全球市场的产业链竞争优势。如果不从战略上认识到这一紧迫的问题，仅从技术上看到我们的个别优势领域，其后果或许无法估量。对转基因技术实行审慎原则的实质，必须给我们的研发机构和种业企业必要的成长时间和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