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村不足300户人家，张姓占了大半还多。祖父是村子里的资深元老，比他高、比他大的人甚至都有称他老太爷的，所以他的威望不只来自于他的那顶“乌纱帽”，更得益于他在族中的显赫位置和大队里密集的宗族组织势力。祖父治村的方法也很简单，谁要是犯了偷鸡摸狗的事，他定要揪住谁到社员大会上去批斗，谁要是虐待老人，他也会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就扇谁几个耳光，打过了，还要问，“老太爷这样打你服不服？”直到对方低头认错。祖父凭借他的威望和那一套治村方法，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执政”了20多个春秋。

　　七十年代中期，祖父离任时，他将叔父培养为大队书记，祖父治村的方略在叔父的执政过程中得以发扬光大。一次村里懒汉曾二狗子花钱从外地买回一女人，叔父买上鞭炮上门庆贺，并劝说那女人跟二狗安心过日子。谁知二狗懒性成癖，还染上了好动手打人的恶习，一次他将那女人打得遍体鳞伤。叔父听了那女人的哭诉后，操起扫帚条儿就猛抽二狗，不解恨，还用绳子将他捆着扔到了外面过了半夜，让二狗冻得差点晕过去……时序很快便跨入了八十年代，社员们的法制意识开始觉醒，对叔父这种简单、粗暴的治村方法开始议论纷纷。

　　这种世袭制的村官制度终于有了彻底动摇的时候。1987年，当过生产队长、联队会计、民兵营长、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的堂兄在叔父的“努力”下，好不容易地当上了村主任。他在位时，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是不请自到，村里每年的行政招待费居高不下，最多时竟达到了1.5万元。平时不思进取，不思如何带领、引导农民致富，农民负担加重，终于激起了村民们的不满，1994年，村民们联名向镇里反映，镇里来人核实，终于在一次村民大会上被免了职。此事对叔父是一打击，他弄不明白，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侄儿，就这么说免就给村里人给免了……

　　2000年，村里来了个大学生村官，他是我们村里唯一独门“杂姓”，是李家少时常拖鼻涕而被人小瞧的小三子，大学毕业后，经县组织人事部门公开考试考核合格后选派来的。他来村三个月后，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就职演说：“要用两年的时间，整理开发村废弃沟塘，发展水产养殖面积500亩；利用村里闲置的厂房，与镇服装厂联营加工外贸服装，安置村剩余劳动力……”他的演说赢得了阵阵掌声，同时也通过了村民们的选举，以绝对的票数担任了村委会主任。

　　那一次我回老家，见村部的墙上新辟了《村务公开栏》和《阅报栏》，村部的侧墙上写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及“依法治村”的标语。到了叔父家时，他正看书，见了我，他就迎了上来，我见他手中正拿着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张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