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学生关于金融危机的项目。本报记者 赵青摄

    刚刚卸下天之骄子的帽子，又冠上村官的风光称号。在现在全国各地争相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同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群体有着无比光鲜的生活。但是在第十一届挑战杯决赛的作品中，记者却看到了大学生村官的另一面。

    “其实村官不好做！”江西大学的于晓娟一脸感叹。这次挑战杯，她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效用及管理对策反馈动态复杂性分析》。

    于晓娟提出这个课题，有感于一个当村官的师姐。“她是哲学专业的硕士，毕业后就考了大学生村官。但这个来自于城市的女孩对农村风俗不了解，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无法融入那个村子，做了1年多的村官，竟然连会议记录都做不了。”于晓娟常常会觉得惋惜，也开始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来自于浙江工商大学的陈震聃也做了同样的调查。“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不对口。农村最欢迎的是农技专业的学生，但现实情况是这部分专业的学生特别少，这就造成了这些大学生村官在岗位上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有的干脆就不在村子里待着了。”陈震聃曾经亲自走访了几十个村子，大学生村官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让他觉得很疑惑。

    从去年暑假开始，他开始更加深入地去调查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特别普遍，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在自己的作品《大学生村官机制建设——基于1260个乡村实证调查研究》中，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应该在毕业前安排专门的培训。”陈震聃说，

    “大部分人都认为大学生下到农村会有一番作为，但是结果却不是。”来自湘潭大学的毛星芝的挑战杯作品是《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调研与思考》。通过走访，毛星芝发现出现的上述问题跟大学生做村官的动机不无关系。在他调查的所有村官中，通过大学生村官这一途径想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占24％，为了考公务员有优惠政策的占32％，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想在农村积累经验，锻炼能力，而真正想扎根农村，想在农村做实事的则是少之又少。

    与毛星芝不同，于晓娟把思考的重点落在了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和出路上。

    “在乡镇和农村，一些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的存在对自身的地位是一种威胁，所以不让大学生村官参与实质性的工作，而是让他们做一些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之类的琐事。”在于晓娟的调查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大学生村官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这让他们感到非常迷茫。

    让他们迷茫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对于未来的担忧。在大学生村官政策中，国家规定了3年的退出机制，即大学生村官签订3年的合同，合同期满后，他们就要另谋出路。而在这3年的合同期内，他们也没有合理的身份：没有编制，更不是公务员。

    “这打击了一部分大学生村官的积极性。”于晓娟的指导老师贾仁安教授认为，“对于想在农村实现价值的村官应该给一些政策扶持，比如几年工作做得不错的，可以优先录用为公务员。”

    “应该有更完善的引入和退出机制，让大学生想来的来，想留的留，想走的走。”毛星芝说。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