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天天早出晚归，忙的风风火火，一定是公务员，收入不低吧。”社区女专干黄姐每当听到这样的话，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随着社会功能不断扩大，原有单位体制模式下的各种社会事物，由单位统包转向社会管理，社区逐步承担起管理社会事物的功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素质的社区干部队伍，而具有这些能力的人才，却不断因工资待遇问题离开社区工作岗位。

　　据了解，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社区工作者的工资，由各区从财政中划拨，标准也由各区自行制定，根据“书记（站长）”、“副职”、“普通工作人员”三个级别，收入从1500元到1700元不等。

　　“工资的提高赶不上皱纹生长的速度。”社区工作人员对此这样自我调侃。

　　留守者：先图稳定再谋高就

　　当记者在社区工作站看到小付（化名）的时候，她正忙得不可开交。24岁的小付是曲靖盘江镇人，她在盘龙区联盟街道一个社区工作站工作，主要负责社区的党建、群团组织、统战工作。

　　在这个最最基层的政府组织里工作的她很忙，甚至需要时不时地加班。她每月的工资是1500元，扣除购买五险的部分，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1300元，而这个工资还是从今年一月起上调700元后的。一个本科毕业一年多的大学生，每个月只能拿到1300元的工资，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能接受，在这个租房每月至少要花400多元、一碗米线要花5元的城市，1300元显得捉襟见肘。

　　庆幸的是，联盟街道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了宿舍，虽然是两个人挤在十多平方米的活动板房里，但小付已是心满意足，毕竟这能为她省去一大笔开支。唯一头疼的是，宿舍洗不了澡，外面澡堂一次要花10元，所以小付只好跑到读研的同学宿舍“蹭”澡洗。

　　小付毕业于云南财经大学，本科所学专业是法学。毕业时，当很多同学都选择进入光鲜亮丽的银行、法检系统，再不济也到某个律师事务所实习，小付却在为大学生村官考试做准备。小付来自农村，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稳定是第一位的，况且给政府工作，保险。最终，小付如愿考上了村官并分配到条件不错的联盟街道。

　　2011年10月12日，距小付来社区工作刚好过去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你是我们社区的第三个大学生村官，第一个干了5个月，第二个干了3个月，你能干多久？”上班第一天，同事们对她说的一句话让小付至今难忘。小付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想为年轻人争口气，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怕吃苦。

　　根据现在的政策，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工作满两年后，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每天下班后，拖着疲倦的身子，小付挑灯夜读，床头边上堆满了一大摞公务员考试书籍。“我从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但我还是要考公务员，如果考不上，就先工作过渡着，准备司法考试，干回老本行。”台灯暖黄的光反照在小付脸上，记者看不清她的表情。

　　出走者：理想现实相去甚远

　　大学生当社工，这一政府部门要大力发展的新兴行业，小江却干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社工岗位。

　　小江在五华区某街道所辖的社区服务站工作。今年年初他辞职了，因为女朋友不喜欢他的工作，觉得太没出息。

　　毕业于云南大学的小江是山东人，所学专业就是社工专业，科班出身。他毕业的时候，“要树立将大学生村官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作为引进人才来对待，作为基层骨干来使用的理念，助推大学生成才。”的新闻让小林动心了。他决定报考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想起，那些国外的电影和香港电视剧里经常提到社工，社工在他们眼里是非常受尊敬和崇高的工作。”回忆去年报考时的情景，小江说感觉到竞争异常激烈。五华区计划招聘9人，而实际报考人数达221人，也就是近25个人里录用一个。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工作一个月下来，小江拿到第一笔工资，只有不到一千元。除此，让他感觉措手不及的是，社区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相当繁琐。“白加黑”、“5+2”更是让他疲于应对。

　　而和小江同专业的女朋友选择到一家外资公司工作，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年底还有分红。渐渐地，女朋友开始“游说”小江换份工作。女朋友对他说：“我们要考虑结婚、买房子这些事，你得找一个能多赚钱的工作。”

　　就这样，几经挣扎，小江最终和理想告别，向现实低头，选择了离开。

　　过来人：50岁后当社区志愿者

　　今年41岁的苏大姐在社区工作已有24年之久。当年因5分之差，她与大学失之交臂。于是她来到当时的盘龙区威远居委会工作。干了二十多年，从最初的每月30元到现在的1700元（包含社保），苏大姐却只是一名合同工，这也是她最不愿提及的痛楚。

　　这期间，苏大姐也迎来了转变身份的机遇，从2007年至2009年，云南省连续三年实行从村（社区）优秀干部中定向考录乡镇（街道）公务员的政策，但她都未能如愿以偿。2010年，该政策取消后，苏大姐的公务员之梦戛然而止。按照现行政策，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下，这就意味着，从50岁至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社保需要个人完全承担。

　　而对于社区人才流失现象，看了太多大学生村官矛盾、徘徊、出走后，苏大姐也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的社区工作者偏向于年轻化、知识化，他们无其他经济来源，基础相对薄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不得不考虑后顾之忧，谈恋爱、结婚、赡养父母、供养子女等等。有的甚至工作好几年了，每月仍需要向父母伸手要钱。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和人员的稳定性。“毕竟现在的时代背景和从前不同了，不能苛求他们只谈理想、讲奉献。”苏姐坦言，自己家条件不算差，而亲友的理解和支持也是支撑自己一路走下来很重要的因素，而她更多的是为现在和今后走上社工岗位的人担忧。

　　“50岁以后，打算干什么呢？”面对记者提问，苏姐愣了两三秒说，“当一个社区志愿者，继续为大家服务。” 记者李思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