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厶（音私）蒙一进村里，村民便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北京什么样？”“天安门和电视上的一样吗？”“有没有见到大领导？”

　　在吉林省洮南市福顺镇幸福村这个只有1291人的小村庄里，没有几个人见过电视外的北京，关于祖国的首都北京，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画面。

　　大学生村官刘厶蒙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来自山西、重庆、陕西、云南等14个省区市的500名贫困村大学生村官。

　　他们此行是为了参加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支持贫困村大学生村官成长工程”第四期培训班。

　　11月25日，为期11天的培训在北京人文大学举行了开班仪式。之前，已经有来自西藏、新疆等11个省区市288个国家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的1000名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参加了这个培训。

　　培训前5天，11月17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支那村的大学生村官张永然从村里出发，经过两个半小时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到达县里，又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昆明。从昆明出发的火车在经过漫长的38小时后，将他送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北京。

　　虽然这个旅程“感觉有一个星期那么长”，但有人关心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的村官，还是让张永然觉得开心。

　　这份关心也许有一天能变成工作上的支持和职业的稳定，而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强的呼声。

　　贫困村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将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而不同的职业理想、不同的人生轨迹，又让他们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

　　北京一行获益颇多

　　“我回来就跟村书记说了专业合作社的事情，还有蔬菜大棚，山东寿光的蔬菜种植销售模式。”回到村里，没顾上休息，刘厶蒙就跟村支部书记说起了这次培训的收获。

　　山东省潍坊市是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源地，有著名的寿光蔬菜基地。山东省潍坊农科院原副院长、农学博士、研究员刁家连用简单的黑板、粉笔，讲述了当地农业的五个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解析，引导大学生村官因地制宜地确定和发展当地主导产业。

　　这让刘厶蒙有了很多新想法。刘厶蒙说，我们村里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村里已经有一个合作社，主要就是将村里的大米都脱壳，然后销往外地。今年想做一些拓展，搞蔬菜大棚。这次的课程刚好能用上，刁家连老师讲的山东王乐义做蔬菜大棚的经验，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来自吉林的村官崔蕊说，听完课以后，有的村官已经出发去山东考察了。她也打算忙完了手头的工作，过一阵子亲自去山东看看。培训过程中，老师讲的合作社模式也让她很受启发。

　　2007年，崔蕊刚到吉林省和龙市头道镇广新村时，村里还没有合作社。在对农村经济合作社进行全面评估后，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她走访了多家有关部门，为农民办理相关证件，广新村的村民陆续成立了青新稻米合作社、玉米种植合作社、地窖辣白菜合作社。

　　“合作社手续办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起事来很难。”这次的培训让崔蕊找到了方向，“通过老师的讲课，合作社的工作是有程序、有规则的，形成产业链条才能真正改善农村的贫困状况。”

　　看村官们如今对于农业知识说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很难想象两年前，他们还是象牙塔里的书生，甚至连家里的家务都没有干过。

　　这次培训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光埋头干活，也要开拓视野，接受新想法。崔蕊说，忙过年底这段时间，她要把在北京学到的做成课件，把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跟村里人分享。希望村里人能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更好的发展方向。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瓦村的刘大川来的时候就充满期待，看着课程表上的老师名单，他感慨地说，在我们那里，很难能接触到这么多如此优秀的老师。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邀请了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刘奇，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希宁，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为大学生村官们作了不同题目的讲座。

　　不同于一般年轻人对大都市富裕和繁华的向往，对这些大学生村官来说，到贫困的地方任职才能真正体现他们的价值。

　　2008年8月，作为辽宁省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毕业于辽东学院的刘大川被分配到辽宁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西荒村工作；4年后，已经是海州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公务员的刘大川，再次响应组织号召，成为韩家店镇南瓦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

　　西荒村是当地的文明村，在那里留给这个满腔热情的大学生村官的事情并不多。在村委会的宣传板上开辟大学生村官专栏，普及科普知识，讲解养殖、种植技术，以及利用周末为村里的中小学生进行补课便是他的最高成就。但是到南瓦村时，他才觉得这里虽然贫穷但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展拳脚。

　　这次培训，让刘大川看到了更多优秀的同行。刘大川说，这次看到了村官之间的差距，有些地方村官的实干精神和个人素质让他很受震动，这些都激励自己回去为村里的工作做更多的努力。

　　这次来北京，刘大川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带着创业项目来“要钱”。项目如果经过审核，申请成功，就能获得30万元的创业资金。

　　2011年5月起，中国扶贫开发协会计划用5年时间培训5000名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同时支持其中1000人创业，以实现贫困村脱贫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双赢。

　　刘大川说，有了30万元，村里的1100亩林地就可以全部种植鸡腿菇，以后村民就不愁生计了。

　　在等待项目审核的过程中，他的当务之急是提高村里从业人员的素质。这次学习一些农村致富经验让他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性。刘大川准备邀请科学技术协会和组织部的技术员给村民上上课，传授一些农业技术。

　　然而，还能在这样的贫困村里干多久，是否能带领大家直到人人致富，刘大川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

　　从志愿者到村主任

　　12月3日凌晨两点，凛冽的寒风中，远远可以看到北京人文大学的宿舍楼还有一盏灯亮着，来自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高坪镇王卡村的大学生村官胡一茂正在准备着演讲稿。

　　2007年6月底，即将毕业于河北北方学院美术教育系的胡一茂，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西部志愿者。此时，父亲已在当地为他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作为家里的独子，父母强烈希望他能留在身边，在老家张家口市附近工作。

　　已经五十多岁的双老，多年辛苦经营运输、煤炭小生意，建有一座大平房。在当地，也算得上有点薄产的人家。看着儿子去意坚定，他们虽然无奈，但理解年轻的儿子想去闯一闯的梦想。

　　胡一茂这一去就是5年。初到高坪镇，他和同届校友并没有被安排多少工作。怀着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争着包揽镇机关的一些工作，抢着找事情做。

　　这一年，林权改革工作启动，这是个技术活，光有吃苦精神还不够，绘图、电脑也要精通，要完成大量图文数字表格资料。于是，胡一茂和同事开着皮卡奔波于崎岖山路，带着皮尺翻越山岭河谷，从戴草帽的夏天，干到冰雪封山的寒冬。当胡一茂他们由白面书生变成黑瘦的农民时，高坪镇第一手珍贵林地资源资料也完成了。

　　不知不觉志愿服务西部期满，高坪镇领导为争取名额，亲自跑市里、上省城要增补名额，强烈要留下胡一茂。在延续西部志愿者服务两年后，胡一茂转任为大学生村官，而现在他已经是村里高票当选的村委会主任。

　　一个外来的汉族小伙子做领导，在这个闭塞的苗寨里还是头一回，打破了王卡村苗寨不容外族人、异乡人进入的历史传统。

　　胡一茂就是在用自己曾经拿画笔的手，亲自种生姜、建大棚；在这个年轻人受不了贫困而逃离的寨子里充当最积极的劳动力，亲自为修路搬水泥、开山炸石；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地方充当文书、智囊；在大家族之间产生矛盾时充当最公平的调解员；在与外人谈发展生姜产业时，为当地百姓的利益充当最强势的谈判者的过程中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当胡一茂把当选村主任的消息告诉父母时，来自农村的父母明白这个村主任的分量，那是村里人的最高信任，也是儿子用5年青春在山高谷深、植被茂密、云雾笼罩的王卡村获得的最高荣誉。

　　对于改变当地的贫困状态，胡一茂有最坚定的决心。然而，和刘大川给不出准确的答案一样，胡一茂也不知道，已经成家的自己，对这份没有编制、没有保障的工作还能做多久。

　　迷茫的未来

　　今年是张永然当大学生村官的第二年，扣除养老保险后，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被寄予厚望成为家里顶梁柱的他，不知道只有微薄工资和不确定未来的自己能否承担这份职责。

　　从云南财经大学毕业后，他曾经在昆明找到一份不错的行政工作，但作为家里的男孩子，父母希望妹妹出嫁后，他能守在身边。考云南省公务员失败后，村官成为回到家乡最快捷的方式。

　　今年，张永然再次参加了省里的公务员考试，结果不是很理想。虽然已经慢慢适应了村里的工作，也成为村里人共同的大孩子，但张永然说明年还是会继续考公务员。

　　“村里曾经也来过两个大学生村官，呆了两三个月就离开了，一个考上了公务员，一个当兵去了。这应该也是我的人生轨迹。”他很迷茫，如果3年后没有续约，那么他该何去何从。

　　张永然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同样来自云南的女村官忍不住抱怨道，我们毕业的时候二十三四岁，3年以后，二十七八岁的年龄，政策不扶持，创业没出路，我们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嫁妆。而这些女村官调侃道，虽然我们的头衔也有个“官”，但是这嫁妆无疑不够分量。

　　“前段时间，有人介绍了个对象，见面没5分钟，对方就借故离开了。”刘厶蒙提起前些日子的相亲还有些耿耿于怀，“10分钟后对方打电话给介绍人说，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李厶蒙的一席话让大家一阵哄笑，但随后又忍不住纷纷点头。

　　这也是这些已经被家里催着考虑终身大事的年轻女村官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崔蕊说，确实是这样，找对象对方不满意，工作占一大部分，人家不愿意找这样的女朋友。我们的工作比临时工还临时工，没有任何保险和补助，每月1900元甚至15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都难，以后如果生孩子，就连工作也没了。

　　同样来自吉林省的村官柴方媛说，工作了一年多，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已经能够胜任并且喜欢这份工作了，觉得村里尤其是我们这些贫困村非常需要大学生，村里人也特别淳朴，对我们像孩子一样好。“但是，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柴方媛低头看着手里的围巾轻声说：“做完这个合同期，想续签，但是有点恐惧。喜欢是喜欢，不过这个工作不是很安稳，如果能转成事业编就更好了。”

　　曾经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山东省村官王林，现在已经是一名在编公务员了。当时，合同到期，很可能就会失业的情况，让和王林一同进入村官行业的大学生很焦虑，考事业编、考公务员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

　　王林说，当时一起去的10个人都已经通过考事业编、公务员等方式离开了。

　　2011《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根据连续4年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表明，任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中，备受瞩目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去向”的为56.1%，占半壁江山。

　　参加扶贫开发协会培训的大学生村官是地方政府各级组织部门和扶贫部门甄选推荐的培训人选。都是新10年扶贫规划中国家级或省级重点贫困村的大学生村官。在贫困村一线任职一年以上、政治素养较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群众工作基础。

　　从2008年中央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计划至今，全国累计有20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官方数据表明，2011年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21万，到2015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到40万人，覆盖三分之二的行政村，到2020年将达到60万人。

　　大学生村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这是份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每天面临着新的工作内容，不同的工作对象，同时要解决不断冒出来的新问题。经过一年多甚至更长时间的村官经历，他们称自己是“全能王”，言谈间透着成就感和自豪。

　　王林说，对于大学生村官，各地的政策不同，有些职位的公务员考试是专门针对大学生村官的，而考事业编也会有4分或者7分不等的加分。同时像农业银行、邮政储蓄等单位在招人的时候，对于大学生村官也有一定的照顾。

　　刘厶蒙还记得，培训时来自贵州的村官让大家看村里的照片，“那里人畜饮水是个大问题，我看着很难过，农村真的非常需要我们这些村官。”

　　然而，由于一些贫困地区村官政策不完善，同时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大企业也相对较少，让这些大学生村官对于工作的热爱总是隐含着淡淡的担忧，没有保障的未来，他们该选择留守还是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