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背景：在农村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

　　大学生村干部成批地被各地政府聘用驻村支农，既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一般的好人好事；而是有国家战略调整和宏观制度变化作为背景的。

　　研究表明，不仅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将会在中国长期存在，而且这个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属于本质对立的体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只要在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无论使用计划还是市场作为手段，都会必然带来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加快流出农村。诚然，世界上任何经济领域出现生产力三要素的大量净流出，都必然会导致衰败和凋敝。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既是规律，就不可逆。何况，中国人根本没有西方国家早期实现工业化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条件。对此，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提到过，我们的工业化只能来源于对农村的积累。历史地看，改革前是中央政府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完成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果在完成原始积累成为全球工业化大国的同时，能够切实稳住农村要素必然向工业化大规模流出的局面，那才算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验，也才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新经济体制”真正应对了历史性的挑战。

　　显然，无论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央领导人作出“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判断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足够经验依据的，而且化解三农困境也责无旁贷地是政府必须承担的“重中之重”。但是，近代以来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政府财政的二次分配中占比过低，直到2006年大刀阔斧地完成了免除农业税的改革之前，农村高达1200亿的庞大公共开支，主要依靠农民支付沉重的税费才能维持。实际上，欧美日工业化国家的财政占GDP的比重普遍在35%以上，推行福利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的财政占比更是在58%以上。而我国1990年代财政占比最低的年份仅略高于11%；直到这个比重在2003年回升到20%以上之后，政府才有条件在强调“三农问题”的同时实质性地推出真金白银的惠农政策。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投入：财政新增部分应该主要投到县以下，用于解决农民的公共开支的需求；国家支农资金应该主要用于村以下，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可见，恰恰是在国家对三农的两个投入政策日益得到加强的时期，各地才有了对大学生村干部的客观需求和起码的资助条件。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过去适用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从三农提取积累时期的农村治理结构和干部行为，未必完全适用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两个反哺”的新时期的基层工作。尤其是在过去以提取资本积累为主要任务的初期阶段客观上造成的基层矛盾难以化解，而各地的干部培训不仅欠缺而且充满“追求GDP不顾可持续”的陈旧发展观，难以短时期就及时地转变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为此，农村就特别需要能够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农村良性治理结构的新生力量加入村干部队伍。大幅度增加大学生村干部有利于改善基层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克服或缓解长期形成的干群之间理性沟通的复杂障碍。

　　因此，大学生不论专业领域踊跃应聘村干部助理，可认为是在国家战略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主要任务：大学生村干部如何实事求是地开展基层的新农村建设

　　自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生主动回乡担任村书记以后，2005年又有一位陕西的本科生主动回村竞选村主任。虽然他们作为最早的探索者都铩羽而归，但迄今为止的这16年间，无论有无政府资助，很多年轻学子的确做了大量有意义的丰富的探索。其中，数以百计的各地大学生志愿者休学支农最具奉献精神，天津科技大学一个女生只身到神农架山区插队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村干部的报道，大部分反映的仍然主要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前的单纯经济观点，所谓优秀人物和事迹经验，也大多数可以归类为传统的好人好事。这样，无形之中给大学生村干部增加了很大压力，如果不能创造增收项目、似乎就没有政绩，而农村这些年遗留了大量问题却是这些年轻人短期之内力所不逮的。农产品生产是一个自然性状和经济性状相结合的过程，如果人为地超越自然条件的制约追求单纯经济收益，就一定会有巨大代价甩给全社会承担。

　　一般而言，突出介绍大学生村干部如何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增产增收，虽然大体属于1990年代延续下来的政策思路，但也无可厚非。然而，目前这些各地打造的典型，未必有利于大多数大学生村干部踏踏实实地扎根农村、埋头苦干。在国家大规模推进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所代表的农村综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下，建议他们考虑如下当务之急：

　　其一，认真理解、宣传和实践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多功能性现代农业”，帮助农村基层干群全面掌握现代农业的生态环保、粮食安全、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等丰富内涵；逐步放弃那种体现单纯经济观点的陈旧发展观。这样形成主动与执政党的十七大明确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的工作基础；树立三农可持续发展观，使之成为农业争取生态环保、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投入，促进多元化发展的新农村。在这样体现十七大精神的指导思想之下，很多地方的农业往往能够“反弹琵琶”、创造条件直接进入第三产业，并且，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三农对于整个国家推进可持续战略的基础地位。

　　其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内涵，大学生村干部需主动开展本村的资源环境、人文地理和社情民意等方面的基础调查，梳理村籍和台帐等历史资料，完成必要的村志建设。既然政府资助，那么这些工作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进入农村社区熟悉环境的首要的和必要的任务。而且，如果这些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基础性的、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村级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客观上也都有利于配合各地政府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以使各级政府下达的支农资金用到正确的投向上，用到不留后遗症的项目上。

　　其三，按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的政策调整思路，大学生村干部在社区内部的基本工作内容，既不应该是承担招商引资重任，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去督促农户发展农业生产，而是认真地了解村内的老人妇女儿童等最大弱势群体和鳏寡孤独的困难和需求，帮助他们形成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文化组织，争取上级按照城乡统筹原则下达文化体育活动经费，一方面全面活跃乡村生活，另一方面有利于使这些健康积极的社会组织作为在农村形成适应的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的载体。

　　三、高校改革：依据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深化高校教育改革

　　当前，大学生村干部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据有关统计，仅去年全国新招聘大学生“村官”近8万人，3年总量超过15万人。这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严重影响就业的形势下，很大程度地拓展了以往的大学生就业领域；也就必然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适应三农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仅有世界耕地资源的7%和水资源的6%；繁衍着两亿四千万分散到原子化程度的小农户，相对集中居住在三百多万个自然村中；大多数传统农业地区在本质上既属于非规范社会，又是非典型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近现代西方教育没有三农领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基于发展中国家小农村社制这样的经济基础而建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然也就没有服务于斯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教学体系。但是，近百年来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都只能客观上师从西方的中国理论界和教育界，关于化解三农困境的理论知识或制式教育课程几乎完全是空白的情况，则显然需要调整。

　　众所周之，自从20世纪中国有近代社会科学以来，有影响的大学者、学术大师们，基本上都是从本土的乡村研究入手。无论是费孝通、陈翰生，薛慕桥，还是海外的黄宗智等等，都多少做过乡村研究。民国年间之国学大师者如梁漱溟，大海归者如晏阳初，都既做乡村研究，又做乡村试验，带头发动知识分子下乡搞平民教育；大教育家者如陶行之，更是长期坚持平民教育实践。由于晏阳初是耶鲁毕业，有教会背景，善于国际化，于是到现在仍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平民教育之父”，但最起码的原因也是他换下西装穿上布衫走入乡村。而近现代史上我们经历了几次在本质上都属于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之后，基本上把大师们深入农村的传统都革掉了，其消极后果只能是邯郸学步，自断股肱；变成不伦不类的爬行状况。

　　诚然，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期化的约束条件下，高校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国际一流”的大目标后，既不知道用哪本“国际一流”教材，也没有认真组织立足本土经验的国内教材。很多课程知识基本上在中国农村不能学以致用，有些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这样的教育体系里培养的大学生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千差万别的农村社会？如何理解纷繁复杂小农户的农业经济？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加强新农村建设和增加对农村公共财政投入带动的机会，不少高校农业院系或涉农专业的大学生往往不愿意积极上课，更没有学会服务三农的知识能力！据了解，即使大学设立的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科学的院系，也基本上是过去照搬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农业计划体制，现在照搬美国的大农场经验和自由市场制度。亦即，那是先后以苏联和美国的大农业组织形式和发展经验为基础归纳出来、再翻译过来的一种有特定局限的科学知识。不仅应该认识到以前我们照搬苏联搬和现在我们照搬美国都属同样性质的问题，而且尤其迫切需要为近年来成千上万地不断增加的应聘村助理的大学生们，设立中国特色的三农教材和新农村建设课程。倘若此议不取，则至少应该立即组织重大项目攻关，先从上岗之前的短期培训教材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