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月下乡普法23场 6名村官收"复旦邀请函"
回想16个月前,也是在一所学校的讲台上,联盟里的6名大学生村官打响了普法实验的第一枪。16个月后迎来第23场普法时,又是在学校的讲台上,但是他们的两年选调生聘期就要结束。或许,等下一次去农村普法时,他们6人就已不再是大学生村官的身份了。
在“大学生村官普法生涯”还留有一点小尾巴的时候,他们终于有机会走出了“家门”,跨市搞起了“让农民知法又懂法”的普法宣传,赢得身后一片赞誉。
一段辉煌生涯落幕时,她们收到了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复旦大学的邀请函。在“大学生C2C论坛”上,她们将讲述这一年多的从城市(city)到农村(country)的农村普法经验,以及心路历程。
这是对这群致力于乡村法制建设的大学生村官们最好的鼓励、肯定和回报!
跨市搞农村普法
6月28日下午,东营区龙居镇。侯田田已经从德州夏津县普法圆满回来上班,但说起东营大学生村官联盟的第一次跨市普法,仍觉得十分忐忑,十分害怕效果没预想的好。
16个月前的同一天,晚上,侯田田电话拨通了刘菲、鲍腾飞、董健敏、薄龙、刘倩霞这5名大学生村官朋友的电话,协商成立东营大学生村官普法联盟,要让农民感受到法律的温情。几天后,他们6个出现在东营区龙居中学的校园里,开始了第一场普法活动,中学生知道了法律就像红太狼的平底锅,不能随便触碰。
在回忆的情绪中,6月29日,侯田田给记者发来了一份excel格式的联盟“送法下乡”记录簿。从龙居中学的普法算起,16个月来,整整23场下乡普法。这些普法活动遍及东营区、垦利、利津、广饶等县区农村。参与者有耶鲁、北大、清华、山大的法律高材生,也有享誉全国的农村法律公益组织、金牌律师。所到之处老百姓表现出来的热情,让侯田田她们印象深刻,又心生继续普法的动力。
这份记录簿最近两次普法活动的发生点是德州市夏津县。
侯田田他们6个是同期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2014年7月从985和211名校毕业后招考到东营农村,接受基层生活的磨炼。今年夏天,两年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聘期就要结束,之后他们的身份要么是乡镇基层公务员,要么进入体制内的其他部门。
因此,这次跨市普法,联盟的成员不无自豪与感慨地说,终于跨市搞了一次农村普法。
夏津县张官屯村、夏津第五中学的普法气氛如在东营农村普法一般热烈。王其瑞、姜荣波、王保安等13位庄户人高高举起粗糙的右手,回答着不同的法律问题,拿到毛巾、洗衣粉、肥皂等奖品,普法结束后,他们纷纷感慨“物质和精神双收获”。
“可能8月份,我们就转编了,以后就不是大学生村官了。”最后一次普法的结束,6名普法联盟成员想起了“身后事”如何安排。
目前,东营16届选调村官招录结束了,在还未上班的准村官中,学法律的有3个,已经加入到大学生村官普法联盟中来。看来,普法联盟后继有人。
“我们转编了,也会帮助他们把送法下乡做下去!”侯田田说,以后会继续帮助黑土麦田把送法下乡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帮助后来的村官们继续普法。转编以后改以青年普法志愿者的身份,与市、区司法局一起开展本市范围的普法活动,一直努力下去!
复旦大学的邀请函来了
中国农村的权力秩序与治理结构自古以来相对独立于官方,但又通过种种渠道与官方权力存在着结构性的互动,这种结构性的互动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崩解。1949年之后,农村旧有的权力秩序与治理结构归于历史。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农村治理结构重新萌发生机。城乡二元结构又使得城市商业文明法治与农村的既有治理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现代商业社会究竟如何与中国既有的农村的治理文化相调和?“送法下乡”在我们这个多元多变的社会是否仍然必要?由传统农业文明生发出“调解”机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有其新的生命力?
这些农村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进入了复旦大学学术探讨的视阈。今年7月3日至5日,一场名为大学生“从城市到农村”( City to Country)的论坛将要举行。会议组织者设定了三个论题:“土地资源与农村发展”、“乡村教师与教育公平”、“乡村建设与送法下乡”。
作为已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普法团队,东营大学生村官普法联盟暨黑土麦田“送法下乡”东营项目组收到了邀请函,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该有来自农村的声音。在那里,他们离开城市去农村的普法经验将要分享给与会的复旦、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等全球高校的学生们。
“让农民知晓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同时避免犯罪,是我们下乡普法的共同初衷。”侯田田说,从城市来到农村后真切感受到农民法律意识的不足,在农村治理机制中法律不能缺位,应该当好“守门员”和“裁判员”。
这一次复旦之行,差不多是她们作为“大学生村官普法者”的谢幕告别。但,一段传奇的结束,将是另一段传奇的开启。“让农民懂法并守法,与违法斗争。用法律守护,咱美丽东营。”东营大学生村官普法联盟“盟歌”道尽了他们的志趣和追求,下乡普法,永不停止。(记者 张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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