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计划也被称作“城市里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服务期为两年，期满后可自愿申请延长一年。参与该计划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2247元，由用人单位负责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考核合格者每年还可以获得1万元奖励。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主办单位多次说明“居委会工作大有可为”，但学生和家长们似乎并不买账。就在报名截止前7天，主办方仍在鼓励学生、家长摒弃偏见，踊跃报名。

　　社区琐碎事务出人才，也易生“庸才”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社区计划其实早在2013年就在上海部分市区内试点。试点过程中，有人经过历练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居委会副主任，有人则对社区琐碎事务感到厌倦，提前离职或一心考公务员。

　　宋丹(化名)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审计专业的一名大学毕业生，如今，她的身份是上海普陀区某街道居委会主任助理。毕业将近一年，她的收入与本专业其他同学的收入“没法儿比”，她却也乐在其中。

　　“我想放慢两年的节奏，把CPA(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记者注)证考出来，再去找工作。”宋丹告诉记者，如今审计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没有CPA证书很难在金融机构找到好的工作，而她选择到居委会工作只是“权宜之计”，“积累一些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再考一下CPA”。

　　宋丹所在的社区，大约有2000多户居民，她的主要工作是“党务”，此外，她还常常要接待、处理一些社区紧急事务。比如某个明明不符合低保要求却非要“吃低保”的居民，比如某个总觉得有人要杀自己的老人，再比如那个因为拿不到补助而在居委会大门口洒白酒点火的怪人。

　　这些“千奇百怪”的人，是那些在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白领同学们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的。宋丹觉得，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就是自己未来在职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尽管身边很多参加社区计划的大学毕业生陆续离开，但宋丹说，她一定会在服务期满后才离开，“我以前不太会说话，现在完全变了，感觉自己能干、会说了”。

　　与宋丹不同的是，在普陀区另一个较偏远居民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助理谢巧(化名)对未来就没那么多打算了。谢巧是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国贸专业的毕业生，因为银行面试没通过，她才到居委会工作。她的同学，很多都在银行、外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月薪最少也有四五千元。

　　尽管已经在居委会干了近一年，谢巧说起话来还是细声细气，与人聊天时大多以“倾听”为主，偶尔回复几句客套话。她从事过卫生(以创卫为主，记者注)、调解、文教等工作，都比较琐碎。

　　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工作期间，她每天要在小区里巡逻，哪里不干净就要安排保洁员过来打扫；调解的纠纷，大多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文教工作则是在小区里搞搞宣教，在节假日组织一些活动。

　　现在的生活，与她所学的“国贸”专业相去甚远，“我就积累点经验，考个公务员吧”。

　　普陀案例：3年留下50%的大学生已属不易

　　与大学生村官热衷于“考公”的情况相似，在上海，城市里的大学生村官们同样也喜欢“考公”。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科科长许国祯告诉记者，普陀区去年招募的50名社区计划应届大学生中，有19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离岗了。这19人中，9人考上了公务员岗位。

　　许国祯说，去年招募的应届生中还有11名非沪籍学生，他们中甚至还有研究生学历者。按照上海市的相关规定，非沪籍人员拿到在沪居住证要满1年，才可以考公务员。因此，这批学生中尚未出现离职者，“外地孩子不分房子、不给户口，工资也一样只有2200多元，确实挺难为他们的”。

　　据了解，普陀区民政局自2011年起就开始试点社区计划，为了留住这些大学生，民政局尽量把大学生们分配到“条件好”的社区工作。即便如此，在过去的3年里，也只留下了50%的大学生。工作人员感觉到，从中得出的一个经验是——有工作经验的、在本小区居住的往届生比应届生“稳定”得多。

　　许国祯介绍，普陀区在2012年招募的220多名往届大学毕业生中，有110多人已经入选居委会两委班子，工作成效显著。其中不乏在外企工作年薪10万元的人辞职到居委会来工作的，“他们在外面工作过，有过比较才来社区工作的，且居住在本小区”。

　　“是否居住在本小区”是个关键点。许国祯告诉记者，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居委会主任应当经过选举产生，且应在本小区居住者。这给参与社区计划的非本地户籍大学生的“未来”打上了一个问号，“他在居委会做不上主任怎么办？还有没有其他的上升通道？”

　　根据普陀区民政局去年的调研，许国祯总结出一个经验——尽量招本小区居住的大学生，这样既节省了交通费，又能让其参与居委会主任选举，“待遇如果能提到3000元，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城市居委会和县乡农村工作是“两码事儿”

　　待遇问题，在闸北区天目西路街道华康居民区居委会主任戴玉琪看来，是最关键的问题。

　　戴玉琪自己的孩子也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告诉记者，待遇如果上不去，家长们一定不会愿意让孩子们在居委会“长待”的。他介绍，现在居委会“留人”只能从情感上感动大学生们，“把他们当自己小孩一样对待”。

　　但这种“留人”方法，不长久，效果也不佳。“他们同学之间，工资收入多少都会有交流的，面子上过不去。”戴玉琪说，由于工资收入不高，居委会工作又极琐碎，很多大学生在与同龄人交流时，会不好意思，“亲戚朋友问起来，人家孩子都在外企、银行工作，你说你在居委会工作，工资很低、又不是公务员，要被别人笑话的”。

　　尽管大学生入驻对居委会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帮助很大，大学生们的活动创意、项目策划能力也极强，居委会很希望大学生们留下来，但戴玉琪也能理解大学生们的“跳槽”行为，“待遇不高，目前看上去除了‘考公’有优势外，其他还不确定”。

　　记者注意到，戴玉琪所在的天目西路街道附近，一套一居室的房屋租金约每月4000元。而社区计划大学生即使工作出色，年底拿到1万元大奖，年薪也不过37000元左右。

　　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社区计划与大学生村官计划做比较。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们相比，上海社区计划的大学生们拿的薪水并不算低。但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工作比居委会工作空间要大得多，更能出成绩，且更易产生成就感。

　　戴玉琪与很多在县乡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接触过。他的感觉是，县乡大学生村官的干劲要比社区计划大学生们足很多，且想法多，“村里的工作和居委会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在村里，大学生可以承包土地创业，也可以带领村民致富，这种成就感不是一般工作可以比拟的。而在居委会，工作相对琐碎，孩子们干久了会产生疲倦感”。

　　他建议，大学生们在报名社区计划时提前做好调研，尤其在经济上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工资不多，工作也有些琐碎，可能会有较强的落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