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山下乡”运动在莞发起满两年，如何解决其能够留得下、信得过、干得好的问题，还需东莞实践的探索与检验

    100名大学生村官，走了16个，还有84人在“留守”——发端于2009年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使得一百名东莞大学生刚出校门，便入“仕途”，为“官”村中。如今，他们两年服务期满，一些人没有坚持到最后就转了行。

　　按照大学生村官政策设计的初衷，这一波大学生“村官”应肩负起推动人才资源向农村的流动和倾斜，弥补一些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较低、观念陈旧的缺陷。然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他们“非官非农”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村官身份的两难：大学生村官既不属于镇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大多又不是村委会成员。这种身份上的两难，也体现在村委会对于他们工作安排的尴尬——虽挂名村主任助理之名，却无“实权”，大学生村官身上的价值没有得到全部挖掘。

　　过去两年间，大学生村官政策给东莞带来了哪些思索与启示？记者近日就此进行调查。

　　A “高配”后的困惑

　　如果把大学生村官当“贵宾”供奉起来，很少让他们接手村委中心事务，则违背了当初的政策意愿；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把大学生村官看成万能的，则会使其沦为“跑腿工”

　　整整两年，林跃虽挂名村主任助理一职，却一直忙碌于整理资料与接待任务等琐事之间，没干过“什么大事”，他因此常会自嘲：自己就是一个“打杂助理”。

　　其实，每当村委会开会商讨中心事宜时，林跃也常出席。只不过，他的身份从来都是一个旁听者和记录者，不发言，也不参与任何决策。以至于村里过去700多天的决策，没有一条来自于这名村主任助理的建议。

　　耐人寻味的是，林跃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在上级领导来村里视察时才得以凸显。“有时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村领导就会特意介绍我这个大学生村官。”林跃说，其他时候，大学生村官其实与同事们并无区别。

　　“大学生村官”，这个新名词是2009年在东莞出现的。当时，东莞面向社会公开选聘100名大学生到村中任职，期待着他们能够激发农村基层活力，进而解决农村干部队伍老化、文化偏低、观念陈旧等问题。这个举措一出台，便赢得各界叫好，后来被舆论赞之为“新上山下乡”运动。

　　经过层层选拔，包括林跃在内的上百名大学生脱颖而出，被32个镇街“瓜分”，并给予村主任助理或村支书助理等职位高配。然而，这些顶着新时代光环的学子们到了村里能做什么，给他们做什么，后来则很少有被问津和关注。

　　林跃当时报考村官的念头颇为理想化，主要是想回到自己的村里做点实事，并没有“镀层金”、进而报考公务员的打算。报考村官前，他其实在镇上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年薪6万元，而当一名大学生村官年薪总计也不过4万元。正是这个“做点实事”的念头，让他把钱看淡了许多。

　　林跃最终在20多名考生中突出重围，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村官阵营。上班前几日，林跃被安排到了阅览室读村史等资料。而后，他主要负责整理各种材料和接待事宜，这些工作显然与他所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知识并不对口，却又无可奈何。

　　平淡、繁琐的工作曾让林跃彷徨。论学历，他是村委会中凤毛麟角的本科生，但这个学历以及大学生的身份似乎没有被高看一眼、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学生村官，就不是一个官！”林跃担忧的是，如若自己继续“被闲置”下去，很快就会泯然众人矣。

　　今年9月，林跃当年签约村官的两年期限已满。镇政府曾动员他去创业，林跃最终却没有跳出合同，选择了继续留在村委会。“自己并没有一技之长，想再出社会竞争根本没有优势可言。”林跃若有所失。而他的经历和选择，与同镇其他大学生村官颇为相近，他们同样在无奈中选择“留守”。

　　到底给大学生村官安排何种岗位合适？这是林跃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如果把大学生村官当“贵宾”供奉起来，很少让他们接手村委中心事务，则违背了当初的政策意愿；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把大学生村官看成万能的，则会使其沦为“跑腿工”。

　　林跃们担忧的是，如果从全局层面没有给予大学生村官工作明确的定位，这些问题则会影响了村官政策的落实，造成人力、财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B 发挥了多少光和热

　　大学生村官，这个被打上“时代”标签的高学历村官，如何融入农村发挥光与热，正在接受着实践的考验

　　当初为何要报考村官，成了2009年东莞第一波“新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学生们不能绕开的话题。近3000名大学生角逐一百个村官职位，其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公务员的“国考”。那股空前的报考热情，后来被认为与那个年份的经济大环境有关。两年前金融危机正盛，使得就业形势严峻，毕业即失业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本报调查了解到，确实有很多大学生抱着到农村扎实干事业的想法，但也不乏少数大学生“动机不纯”，在报考之初就想着把“村官”当作就业跳板；有的则看重了国家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镀一层金”，最后获取报考公务员的优势。但不论哪种动机，培养自身能力则是大学生村官们共同的目标。

　　软件工程专业出身的肖海明当时与全镇60多人竞争，最终入围，其经历与林跃有颇多相似之处。他先是被安排读了一两个月“圣贤书”，熟络法治、管理，而后被调入到村里的企业办。

　　久而久之，肖海明觉察到，学校的专业知识在村官的岗位上基本派不上用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一直关注着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新闻。不论是本市的还是外省的，只要政策方向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不会放过。

　　“像江苏、江西等地，很多大学生一到农村，就被任命为村委会主任，有实权开展工作，也能做出成绩。”肖海明语气中略带羡慕地说。其实，很多大学生村官们起初并不甘心做琐事，刚入“仕途”不久就有了一种迷茫感。很多大学生村官开设了属于他们自己的QQ群。渴望得到一定“权力”进而获得施展才华的空间，则是QQ群中的热门话题。

　　长期关注东莞政情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认为，东莞村官的概念与内地村官并不能相提并论、画上等号。由于东莞村集体经济发达，利益链条及家族影响都颇为复杂，大学生村官初来乍到，显然难以驾驭村中局面，不可能一步迈入村委会决策层。

　　“东莞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与内地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存在很大的差距。自然，大学生村官政策也相应地不一样了。”曾给大学生村官上课的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郑振学也如此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特殊的行政架构，客观上使得大学生村官不可能迈出校门，就能成为一个产值过亿元的村落带头人和引路人。

　　这些论调似乎符合肖海明的判断——大学生村官并不比土生土长的村官们高明。“有时遇到一个突发事件，我就会慌了神，不知如何处置！” 肖海明道出了大学生村官们存在的实践不足，很多时候要靠老村官来“解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村官告诉本报记者，大学生确实是农村建设的急需人才，但是光有书本理论，没有实践经验，存在心高能低，眼高手低的现象，因此如何弥补自身的不足，完善知识结构，将其尽快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都需要通过培训和管理等工作加以解决。

　　在采访中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是，当一位大学生村官被问道“村里主打产业是什么”时，仍一脸迷茫，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后还是村里的工作人员介绍了情况，他才点头称是。

　　大学生村官，这个被打上“时代”标签的高学历村官，如何融入农村发挥光与热，正在接受着实践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