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2009年江苏大学生村官面试名单公布，近1.1万人从3万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角逐5010个大学生村官岗位。

　　自1995年起，在全省大规模招聘大学生村官之前，十多年间，江苏有11个大市、26个县（市、区）选聘近3000名大学生到村工作。在全国，同期招聘大学生村官的省市有20多个。按中组部要求，未来几年，全国将招聘10万—20万名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村官热持续升温，社会关注：有多少大学生村官最终能留在乡村？留下来，从个人到外部环境，又有哪些原因？4月，本报记者选择苏南、苏中、苏北的5个县市，从扎根乡村的第一代大学生村官身上找答案。

　　留村留乡都是“留下来”

　　各地招聘的第一代大学生村官，十多年后，仍然留村的还有多少？据记者调查，沛县、睢宁分别招了23人、35人，留村的均没有，而东海所招的114人中，留村42人，江都第一批招了51人，11人留村。

　　据省有关部门的调查，省内招聘的大学生村官中，到2007年，仍留在村干部岗位的，仅四成多。四川选聘的八千余名大学生村官，留村的不足三成。

　　“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是社会对大学生村官的期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需求不可忽视，让所有大学生干一辈子村官不现实。第一代大学生村官中，不少留在了乡镇。就服务农村而言，“留乡”与“留村”都是“留下来”，提高“留乡留村率”，有几点经验：

　　多招本地孩子，不搞“学历高消费”。南京、苏州等地明确招收本地生源，江阴要求户籍就在招聘的乡镇。“他们熟悉乡土人情，易被农民接纳，来个外地的，连话也听不懂，怎么当村官？”张家港凤凰镇组织委员马宏鹏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第一代大学生村官，都是本科、大专生。沛县组织部副部长李延洪说，“他们不少是大专生，在乡镇工作自己能接受，大专生想找更好的去处也不容易。”

　　政策明朗化。沛县招考大学生村官前明确“关系进乡镇，人先下村。”对大学生村官，参照机关人员管理，虽无公务员编制，工作相对稳定，是不少地方的做法。沛县五段镇副镇长曹良伟说，政策模糊空间越小，投机心态越少，“知道将来在乡镇干，不愿来的就不来，来的也容易留下。”

　　待遇有保障。对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多数地方参照乡镇干部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确定工资标准，由财政支付，并办理相关保险。在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收入不错，无后顾之忧。江阴大学生村官每月工资2300元，还有年终奖。也有少数地方，大学生村官工资难保证。苏中某市1999年招聘36名大学生村官，规定从村里领工资，由于多数村集体负债，拖欠工资，至2007年，仅剩1人在岗。

　　考核精细化。在张家港，大学生村官有市聘、镇聘、村聘，形式多样，但都明确岗位目标。“今年，镇上要求咱村经济增长15%，完不成没法交代。”张家港凤凰镇凤凰村党总支书记徐敏峰说，每天一大早，他就赶到村部，找人碰头想办法。

　　用好“熟人社会”的规则

　　见到宋平，是在周五傍晚，她刚从村里回镇上，平底皮鞋上蒙了些灰尘。

　　不穿高跟鞋，源自第一次下农村的经历。11年前，宋平从上海大专毕业返回睢宁，去官山乡官南村干主任助理。

　　“土路坑坑洼洼，我穿着高跟鞋去，没几天把脚磨破了，不好意思说，就那么忍着。”

　　乡村拒绝象征城市生活的高跟鞋，农民用怀疑的眼光迎接这个城市女孩。

　　“上任没几天，村支书派我带队，去治理河道。我哪天干过这活？村民们磨磨蹭蹭，想看我出洋相。我抄起铁锨挖土方！宣传委员拿着喇叭喊：‘大老爷们，别让一个丫头给看扁了。’”

　　那天，宋平双手磨起水泡，却苦有所值。“村支书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不错，不错’。乡亲们也肯给面子了，我到哪都端茶倒水。”

　　宋平的经历，在第一代大学生村官中很普遍。赢得农民认可，避免“排异反应”，大学生村官才能干得久。选择离开的大学生村官，除了待遇达不到预期，多半也因为无法融入农村。

　　要为农民认同，必须从情感上融入农民。睢宁县委组织部张艳清说，“12年前，我刚到邱圩村，住在农民家，却离他们很远：自己烧饭，关门看小说。一个月后，我终于走出门，一家家找人聊天，老乡们渐渐喜欢我了，我也摆脱孤独，进入村官的角色”。

　　相信所见，不信承诺，务实的农民接纳务实的大学生村官。2002年，田文安到东海大湖村当副书记，听说水质太硬，就跑补贴，找人集资建水厂，“天天去海边拾鹅卵石，晒脱几层皮。”两年后，全村人喝上了自来水；1997年，黄俊刚到江都民和村，干的头件事，也是跑钱造桥；同一年，曹良伟一到沛县胡寨村，领人建翻水站，改造洼地，“天冷，没人下水放石头，我穿裤衩跳下去！”这年，千亩洼地多收了一季粮食，农民真高兴。

　　乡村，有诗意的田园风光，更有无数的困难：向农民收钱，调解矛盾，动员计划外怀孕妇女做手术……沛县五段镇党委副书记韩方兴感慨：不下农村，不知村官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哪样事都得干好，哪样事都不好干。睢宁魏集镇镇长助理柴军回忆，十年前，头一次去农民家收几百元钱，竟跑了十几趟。

　　面对“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农民”，解决困难，肯花力气还不够，用好乡村的游戏规则更重要。

　　曹良伟说，“1998年，我当村主任助理，吴家兄弟大打出手，法院判了也不服。我找村里张会计出面，骂了两人一顿，然后吩咐：宅基地怎么分、老人怎么养。老张怎么说，他们怎么应。费孝通说得对，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讲理讲法，但有时更认权威。他们辈分高，说狠话有人听。”沛县鹿楼镇副镇长燕存冲认为，顺着农民的心理，用好农民认可的技巧，往往事半功倍。

　　干得好，用得好，留得久

　　留得住，才能干得好；用得好，才能留得住。从组织部门到大学生村官，都认同这样的观念。

　　其实，留与不留，对第一代大学生村官来说，权衡取舍的支点在于：能否在乡村找到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能否在多重利益的比较中找到心理平衡。

　　当了十年大学生村官的徐敏峰，不断拒绝父亲的要求，不肯回家打理公司，作为凤凰村党总支书记，他更喜欢把村子当公司运转的成就感。

　　“利用金融危机，我们低价收购不动产，最近买了批厂房，就比估价便宜了700万元，转手租出，一年赚了八九十万。”小伙子有干不完的事，“前年我刚当书记，全村人均收入1万元出头，集体净资产961万元，而现在，分别增加三分之一和近一半。”他不在意7万元的年收入，但很看重镇里奖给优秀村官的冰箱，“这是我的家乡，干得越长，感情越深，越舍不得走。”

　　“用得好”，才能激励大学生村官“干得更好”；“发展得好”，才能让他们“留得更久”。

　　留在乡镇的第一代大学生村官中，相当部分进入乡镇领导班子，还有不少成为机关的骨干。在沛县、东海，各有7人被提拔为乡镇党委副书记、副镇（乡）长，睢宁则有12人。东海县组织部副部长刘晋说，第一批大学生村官的发展速度，比从校门到机关的公务员总体要快，“对大学生村官，我们提拔一批，培养一批，已有6人考上副科级后备干部。”各地为大学生村官预设多条出路，比如：对他们考公务员给予适当照顾。在东海，近半大学生村官考上公务员。

　　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待第一代大学生村官的去留。引导大学生进入农村，不仅要培养更多优秀的基层干部，更要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对选择离去的人来说，村官的经历也是人生成长的财富。

　　“1998年，我到江都张纲村当村官，只干了一年，就回家办厂，但却终身受益。到农村，我真正了解基层社会；当村官，体验农村办事难，我身上的浮躁也磨掉了不少。”江都老板韦长瑾说。(记者　孙巡　郁芬　李源　吕妍　郑全庆)

　　采访手记

直面村官的接班人危机

　　4月11日，走进睢宁县邱圩村，满眼低矮的房屋，除了叽叽喳喳进出村部的女人，村子格外安静。

　　“村里2000多人，出门打工就有五六百人。年轻人走了，剩下老人、女人、孩子，整个就是‘386199部队’！”61岁的村委会主任刘连礼说，干了12年村官，早想退了，可没人接班，“前任书记干了15年！”

　　“年轻人出门打工，一年挣一两万元，很轻松；当村干部，书记、主任一年不过6000元，村民小组长只有800元，哪个肯干？我这年龄，想打工也不行了。”老刘直言，村官虽小事很多，“支书常年在外招商，家里靠我照应。每天早上，我骑自行车，绕村子跑一圈，哪家有事就叫住我。”

　　农民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集体收入为零，邱圩村最大的难处还是发展慢，“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光村内修路建涵闸，就要50万元。集体没钱，找农民筹，难啊！”老刘认为，土生土长的村官，优势在熟悉民情，腿勤嘴勤。不过，对发展经济，他感到很难。“搞过大棚，经纪人这块没跟上，东西卖不掉，农民没积极性；种油桃，都挂果了，农民嫌来钱慢、来钱少，刨掉出门打工；办工厂，哪有人肯来投钱？”

　　而62岁的黄广义，在睢宁干了30年村支书，跟刘连礼有同样感慨。“去年打报告想退，上面不批，没人顶。”没人接老黄的棒，还是因为待遇低。“我去年拿了3600元，加上考核奖，不过5000元，太低了！我干了40年村干部，如果当民办教师，到现在，每月也能拿2000元。我不敢跟机关公务员比，每月1000元，向打工的看齐，总可以吧？”他很苦恼：自己看中的能干人，人家不愿干，想干的人，能力又不行。他把自己的村子称为“捣蛋村”、“空壳村”：村里3400多人，三分之一出门打工，可是留下的男女老少，总得有人照应，村里穷，背了七八十万元的债，越穷越捣蛋，矛盾多。关于发展，老黄与老刘感同身受，“弄大棚？办工厂？没钱没技术！改变农民的观念更难。”

　　年轻人潮水般离乡进城，要素流失的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才危机。谁来干村官？刘连礼所在的镇，25个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30岁至50岁的近四成，30岁以下的寥寥无几，其中，年龄最大的村支书鲍书俊，今年67岁，当了40多年村组干部，“明年退休，听说每月只拿200元。我都干了32年支书。”

　　老一辈村官生于农村，熟悉乡村，服务农民的信念强，在农民中的威信也高，但是，他们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难以更好地带领农民发展经济。在当下的中国乡村，这是个普遍问题。

　　村官虽小，却扮演了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态关系基层的稳定与发展。解决村官接班人危机，必须提高待遇，吸引更多的农村能人干村官，培养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当村官。尽管村组干部不在公务员体系内，但他们承担了面向农民的公共服务职能，与机关公务员相比，只是分工不同，理应由公共财政支付与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报酬。提高村官的吸引力，更离不开打通向上的发展通道。上世纪很长时间里，不少乡镇干部是从村干部提拔的，而现在，从“村官”到“镇官”，这一跃难之又难。应尽快让优秀的村干部进乡进镇，进公务员体系，关闭这扇激励大门，就是弱化村官对人才的吸引力。

　　当然，在经济薄弱地区，由于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通过大幅提高村干部待遇，从乡村内部吸引更多优才干村官，因此，从外部输入人才，选派大学生当村官，不失为好路子。各级财政为大学生村官支付工资，是为乡村治理和长远发展买单，也是城乡公平的基本要求。从各地招聘大学生村官十几年的实践来看，哪怕只有少数人留在乡村，也能从局部解决村干部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发展能力薄弱的问题，局部改善的不断累积，最终必能带动乡村整体进步。

　　“城里少一个大学生没什么，村里多一个大学生了不起。”十年前，是这话打动大学生黄俊，让他选择回村“接棒”。今天，江都多了一名称职的现代村官，而黄俊也在乡村闯出别样的成功路。愿更多的大学生村官沉下身子，融入乡村。青春向下，生命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