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字，搜索出他们的足迹，还原出他们的步伐，并一同体验这一新“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学生村官的心路历程。

　　今年6月，江西省在选聘720名“村官”时，短短4天的报名时间，有近2万名大学生网上报名，8359人通过网上资格审查，取得了报考资格，其中有158人是硕士研究生。8359名大学生争当720个“村官”，曾经的“阳关道”如今变成了“独木桥”。这样的场景不能不让当年有着“首位硕士村官”之称的杨本伦感慨。

　　1992年10月，2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硕士研究生杨本伦主动放弃了国家人事部主任科员的职位，回到山东老家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当起了村支书，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选择。6年后，屡屡受挫的杨本伦背负着村里村外的万千争议，离开了农村南下打工，几经周折，如今他已经成为淄博信誉楼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把一个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

　　看着如今的“村官热”， 杨本伦说：“现在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环境与我当时有很大不同，党政部门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帮带机制更加健全，相信大学生村官能够在农村找到用武之地，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杨本伦’。”

　　历史当然不会出现第二个“杨本伦”，正如当下的“村官热”也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二次简单重复一样。新时期的知识青年与农村的情结有他们自己的起点，有他们自己的时代背景。

　　当前的大学生“村官热”可追溯到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当时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

　　200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全国大部分省市区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提出以选聘高校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为主要形式，确保近几年之内实现“村村有大学生”、力争一村两名大学生的目标。2006年，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3月，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今年开始，将用5年时间招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新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当媒体将聚光灯对准这些年轻人时，他们想记录的绝不仅仅是这一政策性繁荣背后的是非恩怨，他们更期望记录那些像杨本伦一样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青春、激情、智慧和坚持谱写出的一段段“乡村恋曲”。10万年轻人或许改变不了这个时代的农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可以改变10万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杨本伦的人生变迁

　　虽然是首位“硕士村官”，但杨本伦当年那次惊世骇俗的人生选择，却集中体现了当时众多知识青年对自己的故土、对中国广阔农村那份难以割舍的情结，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很多人都有改变农村面貌的梦想。只不过，杨本伦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杨本伦说：“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能跳出农门吃上中央机关的皇粮，在当时确实不容易，所以工作前两年还是比较值得欣慰的。”但是国家机关工作日复一日的循环渐渐让他无法满足，也觉得长此以往无从发展自己的才能。他感到如果要想有大的作为，就必须跳出尺牍之外，于是他想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就这样他从权力和知识的高处，一脚迈进权力和知识的洼地。

　　1992年10月，杨本伦回到东北庄村任村支部书记时，全村2500口人，人均不到一亩地，没有农副业项目，80%的村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面对这些困难，杨本伦确立了一条符合山区实际的发展思路，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林果业。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调整，并与村民签订了50年土地承包合同。他还主持修建市场，鼓励个体经商，把商品意识带入了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另外，他在任期间，还争取多项资金给村里兴修水利工程、修路。

　　这些成绩都是在争议、扯皮、挫折中取得的，用杨本伦自己的话说：“农村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农村和城市不一样，现实和理想不一样。每干一件事情，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东北庄村的土地划分一直零零散散，形不成规模，要调整种植结构，必须重新划分土地，集中连片种植。山地重新划片那会儿，杨本伦经常顾不得吃午饭，十天半月不回家。为了把村里位置最好的一块坟地改建成市场，杨本伦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回首来路，杨本伦自嘲地形容自己是“无知者勇”。他承认，自己的一个失误是对农村经济不很了解，盲目跟风兴办企业，结果上了几个村办小厂，上一个垮一个。这件事影响了他在村里的威信。另一个不成功的地方是，没与县、乡及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工作急于求成，不被理解，没有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1998年春天，县里一纸调令将杨本伦任命为县委党校副校长，虽然他希望兼任村支部第一书记，但被拒绝。杨本伦无奈地远走他乡。据说，他走的时候大哭一场。

　　那时，东北庄人提起杨本伦都承认他是个好人，但是说到他这个“村支书”又都会补一句：“他不熟悉农村工作，不接地气，不懂气候，最后败走也是情理中的事儿。”

　　十几年过去了，再看我国“三农”工作的变迁，恰恰是杨本伦接了“三农”工作的大地气，懂了“三农”发展的大气候，而当时各地的一些小气候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1998年，第一个“杨本伦”离开没多久，第一个“李昌平”就出现了。2000年，硕士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令举国震撼。

　　虽然败走东北庄，但杨本伦从未有过“生不逢时”的悔意，他说：“在农村的6年经历，让我受益终生，使我更了解基层工作和百姓疾苦，工作更有韧劲，心理承受能力更强，这些是在机关里学不到的。”　　

　　新生代村官

　　新生代的村官们虽然没有杨本伦那样舍弃公务员岗位投身农村建设的魄力，甚至被认为在政策的推动下“心态各异”，把涉农工作当作“跳板”，但无论如何，时代为大学生村官孕育了最适合的生长土壤，他们在这里可以比前辈更尽情地挥洒青春和才智。

　　贾辉，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05届毕业生，北京市平谷区北寨村村主任助理。他用“上蹿下跳了一个月，什么进展都没有”来形容自己3年前村官生活开始时的状况。刚到北寨时，他显然处于“热恋”的亢奋中。他想过在周边的高山半山腰修条路，再建个凉亭，北寨就能发展旅游业。甚至拉着村支书去一个山洞，因为他怀疑这个洞和平谷著名的景点京东大溶洞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开发了也可以赚钱。

　　上蹿下跳了一阵，他自己放弃了。哈哈大笑的村支书这才给他分析这份计划为何行不通。经过一番折腾，贾辉也明白自己“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想招商引资，想创办工厂，想发展商业……很多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理想抱负上任的。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很多揣着一份浪漫情怀的70后、80后“村官”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要从身边的琐事做起，要学会合理分配自己的激情和畅想。

　　在浙江新昌县拔茅村担任村主任助理的小伙杨品赛，最终将自己的定位总结为五大员：“乡村事务助理员”、“农村信息通讯员”、“群众文化指导员”、“政府工作执行员”和“农村百姓勤务员”。

　　在村官事业渐渐红火的背后，在一串串明星村官的名字缝隙里，绝大多数村官或认真或敷衍地扮演的正是这五大员的角色，这里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更多时候是在过着平凡的履职生活。

　　放在大背景下看，从2005年开始，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先导的农村社保事业逐渐展开，随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接踵而至，农业直补、农业保险、民主直选、远程教育等等新政策、新事物也在农村开始实施、普及。这些政策的意义极为重要，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又极为平常，那就是把政策亲自传到每一个农民耳中，把实惠亲手交到每一个农民手中。在惠农的大时代下，渐渐磨练出平常心的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让这些好政策融入每一个农民心中的主力军。

　　在乡村也能创造卓越

　　在十万知识青年大军中，有像贾辉、杨品赛那样在平凡中服务三农的青年，也不乏用炽热的灵魂、卓越的才华和独道的眼光在农村开拓一番事业的佼佼者。

　　24岁的村官戈新化曾经向中组部部长、国家教育部部长作过报告。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这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三棵树乡杨楼村年轻的党支部副书记感慨地说：“我真正意识到了公平对于农村的意义”。作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一个符号人物，他在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使命有着清醒认识。他也做过很多实事，但让他超越其他村官的，是民主参与的知识分子本色。

　　戈新化这样总结自己的决策原则：其一，老百姓支持的必须干；其二，老百姓不理解的必须交流，达成共识后才干；其三，老百姓坚决不让干的不干。对这三条原则再浓缩的话，就是要顺民意。这一点，其实正好指向了大学生村官的制度命门。

　　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村的干部一律从本村村民中选举。而给村里安置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用空降方式安排大学生村官，和这部法律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有人还对组织部门为乡村派驻大学生“村官”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与基层民主背道而驰。

　　中组部的解决之道是，以“村级组织特设岗位”定职，并放手鼓励大学生村官多干好事、干实事，以弥补身份的不足。但是，不是民选，即使干再多的好事，也不是个滋味。知识分子最讲求名正言顺，用他们的话说，理顺制度安排、培养民主氛围的价值意义在现阶段远远高于实质正义。戈新化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心经营起了学者们魂牵梦绕的基层法治与民主，他有意识地主动接过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重任。

　　我们来看看戈新化的解决之道。去年底，在杨楼村“两委”换届公推直选中，戈新化被推举为候选人之一，参选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被列为候选人，这是组织部门的委任行为。所以在第一轮差额投票后，在1954名选民中，老书记获得1500多票出线，戈新化只获得300多票。

　　在第二轮投票前，身上流淌着民主法治热血的戈新化，开始用自己的“民主作为”来化解村官制度的尴尬。戈新化PK老书记，他没有搬出组织部门的红头文件，而是挖掘西方选举中竞选演讲的威力来拓宽基层民主的参与形式。

　　投票前，戈新化热情洋溢地称选民为“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极力营造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他说“我们杨楼不缺能人、不缺致富能手，但我们杨楼缺一个对杨楼高度负责的人”，表示责任感是自己的竞选优势。他还说：“我作为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没有可供依靠的关系来乱作为。同时我由于由上级部门派遣而来，我将一直处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之下”，主打廉洁牌。

　　他甚至郑重承诺：如果自己当选，第一，不多征百姓一分钱；第二，钱账分离，完全公开自己经手的所有账目；第三，任职半年内支持各组完善道路网，达到日常生活用车进出的标准；第四，解决好杨楼的土地、丁园的灌溉等遗留问题；第五，起用村中的致富能手，开展招商引资，给村中低收入家庭创造增收途径；第六，就其他村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投票的最后，戈新化知识分子色彩浓重地提醒选民：“我拜托大家相信自己手中一票的神圣，拜托大家相信自己手中这一票可以影响杨楼的未来。”

　　“戈新化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他是民主实践的受益者，将来如能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应该会让更多人一起来享有民主权利。”宿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通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他。

　　在大部分农村基层未必可以见到如此纯粹的选举作风，在大部分大学生村官的身上，也未必见得到如此坚定、睿智的民主实践。而戈新化，很好地融合了两者，将会让民主一代一代人去发展，一拨一拨人去实践。

　　戈新化说：“村民选我当书记，让我压力很大，也让我更有了动力。”从此，修路、引资，动力十足。民主和民意激活了他的灵魂。

　　村官儿陈红的激情和卓越则是村民的恩情点燃的。从上海浦东的外资公司到上海金山区吕巷村的村委会，放弃城市小白领的稳定收入回到郊区的基层村委，许多人都说看不懂陈红。

　　而按照陈红的自述，从小父母离异、家境贫困的她是拿着村委会的贫困救济及借款才完成求学的，对于家乡父老她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感恩之心。

　　所以，当得知村里公开招聘村主任助理时，她告诉自己：该是我回报家乡的时候了。

　　同时，从她的报恩中，我们也读到了令人震撼的付出：因为忙，体重从到村委会前的95斤减少到了83斤；因为忙，爱人经常要陪着她加班至深夜；因为忙，家庭育儿计划只能一拖再拖，07年想要个奥运宝宝时，却因开电瓶车去生产队开会而流产。因为忙，陈红失去了许多……

　　同时，也因为用真心在忙，陈红也看到了同时代的大学生看不到的兴农希望，看到了合作经济的致富前景。2006年9月，她成功联系上海女子函授学院来为该村48名富余劳动力和外来媳妇进行“手工编结培训”，并于同年12月24日成立了金山区首个“姐妹手工编结合作社”。

　　身为合作社社长的她，深知成立合作社不是致富的结束，而是开始。之后她跑企事业单位多方联系棒针、钩花等手工业务，为三家企业提供长期手工服务，为敬老院、阳光之家、镇团委、团区委、女子学院等单位编织绒线300多件。

　　据她介绍，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关注到了合作社，社员从一开始的20名增加到了40多名，姐妹手工编结合作社也成为了当地的特色品牌，这样的结果是村领导所意想不到的。

　　戈新化、陈红所创造的事业能否将他们留在农村还未可知，但这个时代也不会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要求他们在农村安家落户。有干部这样说：“只要在合同期内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给村里做事，他们就是好样的！”这是新“上山下乡”时代对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开放性姿态。

　　对于这些年轻的村官们来说，到农村基层工作，是具有时代视野的就业选择，足以令他们拥有一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年代，并将受益匪浅。

　　从普遍意义上讲，大学生村官没有辜负时代“媒人”的好意，他们认真地“积累”着自己的感情。这些平凡的知识者当年走出校门时那份于城市中被拒无门的慌张，如今在农村这片中国最大范围的社会中得到释放，渐渐脱离现实的迷茫和无助，收获了一份踏实、平凡、对人有益的人生。而那些下不去、用不上、留不住的大学生村官，那些捧着文件而来，坐等服役期满，乐享政策甘霖美露的村官，却失去了一份宝贵的认清自己、认清人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