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出资10亿元，特设5万个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支持大学毕业生到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中小学任教三年；

    一些地方政府也宣布，由政府财政代还大学生“村官”的助学贷款；

    4月15日，北京市为即将卸任的大学生“村官”拟定了7条“新政”，引人瞩目的是：预留部分公务员岗位，专门向大学生“村官”定向招录。把公务员这种招录比例为百比一的稀缺资源向村官们倾斜，体现了政府对应届大学生的引导……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一个趋向：从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创造一个引导和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机制。

    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城市，有这样的需求，就不难理解现在就业路上的矛盾现象：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宁愿在城里停车场看大门，也不愿到乡村当医生；师范生宁愿在城里当保姆，也不愿到偏远的山区去当教师；大学毕业生宁愿扎堆在城里待业“啃老”，也不愿到农村基层去发展；一些人宁愿放弃自己的专业和积累，在城里卖肉，抢农民工的饭碗，也不愿到农村去从事专业工作——有人总结，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最需要人才的地方没人去，真的是人才紧缺；而条件好的地方又人满为患，还出现高才低就的人才浪费。

    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把人才全部留在大城市，总需要一部分人向基层农村、偏远地区流动，否则区域差别便越拉越大、社会结构失衡就会越来越明显。从当前就业形势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企业招聘意愿降低，可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又比去年多出50多万，压力非同寻常。如果今年600多万大学生毕生，都要集中在城市就业，必将加剧就业矛盾，平添许多就业难题，而分流毕业生到基层，就能有效缓解当前就业压力。

    从长远看，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将交织着两股力量，一股是农村大量劳动力走出农村，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另一股则是城市人才流向基层农村，充实基层教育、科技、文化实力，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区域平衡。只要有人才从城市流到基层，就会传播先进理念，带给基层农村新的变化和风气：乡村教师，可以为偏远地区孩子幼小的心灵打开一扇窗；基层医生，可以减少当地居民的病痛和烦扰；农技员，可以带给农民实用技术；“村官”，可以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也带给一方百姓致富的新路……所以，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就业，到中西部去发展，不仅是解决当前就业难题的权宜之计，更是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国家整体素质的战略决策。

    应该看到，现在到山区农村去的，还多是“支教”、“慈善医疗”、“法律援助”等社会和志愿组织的活动。民间的爱心和善举活动多，政府的政策和导向较少；小范围的参与和尝试多，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较少。因此，应该从制度设计上，以人为本，采用科学和人性化的配套政策，广泛引导人才自愿到广阔的基层去。

    首先，对于向基层流动的人才，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实惠。既要有精神层面的激励和肯定，又要有物质方面的补贴和奖励，还要有待遇的提高和保障。比如，给去当“村官”的大学生以出路，通过续聘、进社区、考公务员、提供自主创业贷款、申请岗位和社保补贴等，解除其后顾之忧，使之能“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其次，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出台一系列跨部门组合政策，从制度设计上引导更多人才服务基层。有人建议，医生、教师等职业，评职称时应把到基层服务的经历作为参评条件，这样既增加了这些专业人才的社会经历，更使基层农村源源不断地得到专业人才的支持。事实也证明，国家引导的作用十分关键。据统计，过去三年我国流向农村的教师才5万人，而今年国家将采取多种配套政策，鼓励大学生到农村。预计将新增农村教师20万。这样，既缓解了就业压力，又提高了农村教育水平，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不仅是专业人才，就是国家干部也要注重基层经验。我们在选拔使用干部时，提出了要注重基层工作经历的要求，借鉴唐代张九龄提出的选官原则——“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从基层选来的干部，积累了经验、了解了真实国情，培养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身居高处时，才不会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这样的干部往往是德才兼备，这样的机制才是实事求是、充满活力的机制。

    鼓励人才到广阔的农村和基层去，不仅需要口号和宣言，更需要政策导向和制度保证。这是解决当前就业难题的有效办法，更是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长远战略之策。 （新闻观察员　张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