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新民大学生村官因被拖欠工资集体上访
村官也上访
7月13日，邢曼丽和另外10名大学生村官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
当天下午，他们被有关方面“劝”回。
吴冠群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邢曼丽的情景。
去年4月末，新民市20多名大学生村官聚集在赵尚伟（大学生村官之一）家的小卖部，准备第二天集体去沈阳市上访。
原因是，20多名大学生村官已在农村“服务”九年，新民市政府不仅拖欠每人一万多块钱工资，还提出要解除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签临时工合同？那就意味着随时可以被解聘，这跟扫地出门没啥两样啊。”邢曼丽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咱们九年的青春得有个说法。”年轻人们激动了。
吴冠群和邢曼丽结成了上访同盟，而此前，两个年轻人互不闻名。对吴冠群来说，最大的梦想是考上公务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邢曼丽，回城是她最大的渴望。
下乡
2009年4月20日，农历谷雨，新民市站前街。
30岁的吴冠群望着窗外，绵绵细雨一连下了好几天。
“地旱久了就像杯子，中间是空的，这时候种苞米，种子悬在中间够不着水分，容易夹生，不出苗。”吴冠群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比划，俨然像个有经验的农民，而在十年前，他是一个喜欢上网爱听摇滚乐的大学生。
9年前的一次“下乡运动”改变了吴冠群们的命运。
1999年，沈阳市提出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作为先进经验向辽宁全省推广。2000年，新民市出台“实施意见”，提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在全市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同时使90%以上的现职村干部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2000年10月，21岁的吴冠群报名参加了考试。他只考了56分，本以为没戏，后来却收到通知书。主持考试的新民市人事局副局长徐世瑞说，当时全市报名考试的有485人，计划录取141人，结果只有十几个人在60分以上，“只好降分录取”。
“大专生本来就少，加上要到农村去，根本没几个报名，结果一呼啦来的基本上全都是中专生。只好放宽条件，把中专生拔高使用。”徐世瑞说。
吴冠群被分在柳河沟镇的朱屯村，村子不大，670多户， “反正是下乡，在哪里都无所谓。”
吴冠群的老家在柳河沟镇彭沙村，但全家1995年就搬到了城里。1999年，吴冠群从辽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新民市区打工，直到应聘村官前，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竟然还会和农村打上交道，而且一呆就是九年。
“说好三年一届，可我干完今年就满三届了。”吴冠群自嘲说，“就算是国家领导人也只连续干两届呀。”
镀金
2000年12月，新民市在市委组织部五楼召开“一村一名大学生”欢送大会，各乡镇街道的主要领导都被叫来参加。新民市原市委副书记郭德友主持会议，有十名“一村一名大学生”代表，胸戴红花坐在会场前排。
“三年后，可以根据个人政绩，择优录取为乡镇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作人员。”郭德友的讲话令在座的大学生村官感到兴奋。
与吴冠群不同，邢曼丽对“下乡”从一开始就满怀憧憬。
那一天，邢曼丽在日记中写道：“会场挂着鲜红的横幅，市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下，一张张和我同样年轻的脸上挂满着笑容。虽然在座的我都不认识，但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邢曼丽被分到了20公里外的兴隆镇新立屯村。会后，邢曼丽坐上兴隆镇领导的小车去了一趟镇政府，“认认门”。
“你们还年轻，下乡就是来镀镀金，三年之后会有更好的前途。”镇党委副书记邓世民临别寄语邢曼丽。虽然这样的话此前听过不止一次，可她仍然“热血上涌”。
更多的信心还来自省、市下发的红头文件。1999年沈阳市下发的文件中，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比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同等条件人员水平，工作满3年以后，可优先录用到乡镇党政机关或乡镇所属事业单位。
这样的美好前途，并没有在邢曼丽的生活中出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图景，在消磨掉一个娇惯的女孩子的好奇之后，滋生的更多是失望。
农村没有水泥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只有枯燥和静寂。邢曼丽说，即使是住在镇上，她也怕天黑，看着家家炊烟袅袅，她的心却空落落的。吃的用的，根本没法与城里相比，她常常用方便面、麻花将就对付。从镇上到村里骑自行车往返要走50里路，刮风的时候眼里、嘴里全是沙，她骑不动车只好推着走，经常一路推车一路哭。
最初的几年，她一直相信会有“出头之日”，镇上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也被她一一婉拒了。她的想法很简单，干完3年，回城，她要在城里安家。
9年过去了，她已31岁，还在村里，孑然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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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
下乡9年，吴冠群依旧保留着大学时的习惯：上网、集邮、听摇滚，尤其喜欢汪峰的《飞得更高》。“歌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吴冠群说，“是男人就应该这样。”
农村生活的开始，他给村主任当助理，跑腿打杂。后来，计划生育，财务管理，土地调整，征收农业税，甚至调解纠纷，修路搞卫生，绿化道路，他都干过。作为村干部里的最高学历，他还要负责整材料、写汇报。
一年后，手脚勤快的吴冠群在村里入了党，并转任村支部副书记。他决心做出更大的政绩，在他看来，有政绩就能早点走出农村，跻身国家干部行列。
这一年，葡萄酒市场前景看好，而用于原料的酿酒葡萄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恰好村里的大棚种了多年棚菜，需要换茬，在吴冠群的建议下，村委会决定发展酿酒葡萄。
吴冠群主动提出承包40亩作为试验田，他的想法是，为村民摸索经验，也为自己“整”点政绩。可天不遂人愿，开头两年，一亩地葡萄只能产三四百斤，勉强能支付雇工钱。第三年，葡萄亩产达到1200斤，但市场行情却开始变坏，这一年就亏了两万多。此后价格一直下跌，到了2005年春天，酿酒葡萄基本上没人要了。
试验虽然失败，但他却因此成了全村的免费技术员。2005年，吴冠群被借调到镇政府工作，“其实就是当临时工”。先在合作医疗办公室干了半年，2006年取消农业税实行村财乡管，他又去镇经营站兼任会计，“经营站负责全镇16个村的现金和总账”。
2008年，镇民政办缺人手，吴冠群又兼民政办干事，全镇的低保、五保还有优抚的审批报表等都由他一人整理汇总。
至2009年4月，吴冠群已身兼五职，经营站会计、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加上朱屯村副书记、远程教育管理员。“哪个部门有活就到哪个部门干。”吴冠群说，“其实不是缺人，而是别人不愿意干。”在镇上，他因此被称作“万金油”。
虽身兼五职，但工资只有一份。“2006年之前，工资一直是每月525元，2006年之后，参照事业单位调至840元，2008年起每月工资948元。”吴冠群说。
141名下派大学生中，先后有40多人被借调到乡镇。“大家都拚命干活，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吴冠群说。
进京
2002年4月，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统计报表，申请指标，领药具，下乡孕检，微机录入，档案管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整天摆弄数字，晚上躺在床上了，“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抹都抹不掉”。
2008年4月，新民市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人口信息系统采集，邢曼丽被计生局聘为指导员，负责指导部分乡镇的采集员。因为工作努力，2008年9月邢曼丽被市计生局评为优秀指导员，2009年3月再次被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2008年下半年，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邢曼丽说，她要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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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2004年起，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但连续几年，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至2007年上半年，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
“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05年4月，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只有编制（身份）确定了，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邢曼丽说。
“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乡镇和村抬（负担）50%，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有的抬不出来，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以地租来抵工资。”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
2006年，在多次上访之后，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编制之争暂时平息。2008年年底，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大学生村官再次被“遗忘”。
2009年春节过后，邢曼丽、吴冠群、金海英、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要求补发生活补贴，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连身份都要解除。他们决定上访。
2月24日，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没有得到答复。当天，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刚住下，他们就被控访的人“拦”了回来。
“出口”
2002年1月，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随后的一次调研中，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
“按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遇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有的甚至超编严重。”崔剑平说，“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需要择优录用时，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崔剑平说，只是当时对“出口”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
2002年底，在崔剑平的建议下，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但还是叫停了。”
“出口”问题没解决，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却还在推广，2002年8月，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原来规定“十五”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也被调整为12500名。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到沈阳取经。
2005年，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崔剑平再次提出，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当年，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
10个名额，一次考试，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崔剑平说，虽然承诺优先录用，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编制组织考试。在刘澜波看来，最初下乡的141人中，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另有24人辞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予以解决；愿意继续留村的，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或自主择业。
“这只是初步的打算，还没最终形成文件。”刘澜波说。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 邢曼丽说，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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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上，政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专家给出的办法是“买断”——这样不仅解决了出口问题，还让真正热爱农村的人扎根农村
大学生村官：为何虎头蛇尾？
本刊记者/韩永
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正随着合同的纷纷到期，日益感受到现实与当初承诺之间的巨大落差。
与沈阳市所辖新民市的这批村官一样，入职之初，各地的村官几乎都得到过让他们心花怒放的承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巨大可能性。虽然有关的文件多写明“择优录取”，但基层官员往往对其作出扩张性解释，使村官们下意识地产生这样的错觉：一旦合同到期，进入这样的单位会变得非常容易。
当烟雾散尽，承诺落空，自认青春被消耗的部分村官开始蠢蠢欲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村官政策前后巨大落差的背后，有大学生的轻信，但最主要的，是部分官员在利益支配下的短期行为。其表现有二：一是在村官招录时卖力吆喝，并下意识地夸大其词；二是在村官的出口建设上意兴阑珊，甚至不负责任。
针对第一点，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党委副书记私下里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政府说这一制度的好，并不是要有意欺瞒谁，而是要确保这一制度顺利实施。“既然已经为毕业生和农村找到了这个出路，就应该好好发展它吧？”但他同时承认，在村官制度实施后，其普及率已经逐渐成为考核官员的指标之一。
周孝正把官员肆意渲染村官制度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短期的牟利行为，其逻辑与上述衡量官员的指标不谋而合。他说，这种短期行为产生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中国官员的任期较短，因而功利心较强；二是中国现有的官员考评机制，对官员所制定政策的可持续性关注较少，其在官员的升迁中所起的作用，远逊于解决眼下的具体问题。
上述乡党委副书记认同周孝正关于解决眼下问题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村官问题上，我们也都没有考虑得很长远。”
他承认，在向大学生解释这一制度时，会有意识地增加其合同期满后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可能性，“也不会说得很绝对，但大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会说事业单位的指标相对多一些，也说一些在公务员考试中的加分因素。
“解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大家对这一制度充满信心。”他说，这种解释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瞒村官，“事实上，这一制度以后怎么发展，我们也心中没数。但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往好处说。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不断改善这一制度。”
但周孝正认为，这种做法对政府信用的伤害很深，其潜藏的风险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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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北京郊区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在合同期满时工作仍没有着落的村官中，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情绪。
前述乡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他们之前对村官的承诺，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一定会实现。“关键是看现实如何变化，如果确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也没有理由不给他们。”
但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的事例证明，有时候确实存在给村官的岗位被其他人占据的可能。《新京报》的调查显示，该区1999年招进的200多位村官的编制没有解决，而100多位各级领导的家属或亲属却在此间“转正”，其中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低者。有人据此怀疑，村官编制一事，正在成为一些官员为自己或其他人谋利的机会。
这位乡党委副书记说，现在很多人盯着政府为村官提供的入编机会，“似乎承诺的兑现，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入编了。”这种依赖心理，正在让一些人失去自寻出路的机会。
但北京某位村官的经历表明，政府除了兑现承诺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在今年3月份之前，北京的村官都被明示或者暗示，如果愿意留在所在村，只要所在村村领导同意，就没有问题。但今年3月初，人事部门突然召集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村官，宣布留任村里的村官名额，不能超过总数的20%。“此时距离合同到期还有不到4个月时间，很多的机会都给耽误了。”北京平谷区马坊镇的一位村官向记者表示。
前述乡党委副书记透露，原本村官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出口”，很多部门对此明显准备不足。北京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竟然在报名的条件上连变几次，也印证了这种仓促。
教育学者、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在村官“出口”问题上，政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买断。为村官们买断一些岗位。比如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他说，这样不仅解决了出口问题，还让真正热爱农村的人扎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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