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村是陕西省一个有着上千名居民的村子， 村里有一个大家族——樊氏家族。樊家的老屋就在村子的中央， 这里曾经保存着祖先的牌位以便后人祈求先人的保佑。眼下它和其他农舍一样成了住宅。

樊村的居民种植烟草和庄稼， 每年能带来人均350欧元左右的收入。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 这也不是很多。眼下三分之一的村民离开了家乡， 大多数人在东部沿海或者是中国南方的工厂里工作。

而安辉（音）却逆潮流而动， 22岁的他在几个月前来到这个村子， 之前他曾在陕西省会西安学习计算机营销。他的正式头衔是——“大学生村官”。安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后备力量派到远村庄的大约13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的一个。就像过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以便“向农民学习”一样， 今天共产党将十几万大学毕业生派到农村。他们要做的是在管理上给予村民帮助， 并形成新的思维， 也就是说， 就像是未来的咨询师。这项任务用党的专业用语说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与毛泽东时期的区别是： 这些年轻人是自愿的， 而且他们了随时可以回去。他们在来之前甚至要通过一场考试。此外， 这场运动并非共产党思维混乱的结果， 而是在困境下诞生的： 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 但在金融危机时期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却越来越少。

选择这一职业的人必须告别城市生活环境和各种休闲活动。取而代之，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由茅厕、 泥泞的道路、 没有空调和暖气的简陋房间组成的世界。

但这没有吓退24岁的杨瑞新（音），他正在西安准备村官考试。当然， 这位法律毕业生之前对未来的设想并非如此， 但他后来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 考研也失败了。杨瑞新说： “我找不到一份好工作。”

即便父母认为他神经失常， 杨瑞新仍坚持要到自己的祖籍延安去当村官。“因为我是党员， 我可以给村党支部书记当助手。”

身穿阿迪达斯T恤和球鞋的杨瑞新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位有经验的干部那样自信。他通过一个专门培训班为自己的未来作好了准备。

杨瑞新说： “我相信自己会通过考试。唯一的问题是： 很多参加考试者会利用他们的关系， 但我没有任何关系。”19名候选者在西安竞争一个村官职位， 而在邻近的山西省则有18.3万人竞争9030个职位。

“大学生村官”安辉住在樊村村委会一间简陋的房间里。走廊上晒着粮食， 会议室里的上网电脑是樊村接收党的消息用的。

政府每年给安辉2.1万元人民币，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负责收村民的医疗保险费。”此外他还要弄清当地有多少孩子， 材长选举时他负责统计票数。村长说： “他熟悉电脑。”安辉刚刚向村医疗站展示了如何建一个Excel表格。

很多年轻村官的情况都是这样。在没有实际经验的情况下， 他们要为学校筹措赞助费， 或者是提高农民卖玉米的收入。并非所有村民都对年轻的村官有好感， 有些人将他们视为政府派来的监视者。

尽管如此， 安辉认为， 在农村的时光并不是浪费时间。他认为， 政府以后会给自己回报： 在考研究生和考公务员时， “大学生材官”会得到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