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小小的“村官”，待遇标准定得也不高，但依然难挡东莞本地户籍大学生加入这新一轮的“上山下乡”。去年，东莞全市大学生“村官”报考人数和录取比例为28：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莞村一级就已陆续自主招聘大学生任职，每次招考都会引来不少人。目前，在东莞沿海片区一些村居中，大学生“村官”的人数已占到村内工作人员总数的一半左右。

　　当“村官”，在本地大学生开来，已属正常就业之途，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么，大学生到基层村居任职的热情从何而来？普遍较为富裕的东莞村居，又需要怎样的大学生去充实现有的村干部队伍呢？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村官”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否已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参与到核心村务中？

　　近日，本报带着上述问题，采访了虎门、沙田等镇较富裕村居的多名大学生“村官”及当地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

　　家门口工作，图个稳定

　　田镇西大坦村团支部书记王应光是去年统一招考的100名大学生村官之一。他说：“很多村民问我，你是警官学院毕业的，不去当警察，怎么跑到村里来当村官了。”

　　对于村民的问题，他回答说：既是兴趣，也是“就近原则”。

　　在王应光看来，能在沙田99名本地户籍大学生的竞争中，最终成为该镇仅有的3名胜出者之一，实属不易。在本村就职，可以享受到家的温暖，也可以为街坊邻居办点实事。

　　不少“村官”与王应光有着同样想法。虎门博涌社区的叶学才说，去年一同报考的虎门籍大学生有159人，最终突围的只有4人。在接近60：1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叶学才感到幸运。

　　叶学才是天津理工大学2003届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生，曾在深圳的富士康做过中层管理人员。大约4年前，已经有不错待遇的他，选择回到博涌社区一个村民小组做普通工作人员，一干就是3年。

　　虽然待遇一下子降低不少，但在家门口上班，他感到踏实。去年，东莞市统一招考“村官”，叶学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

　　他说：“幸亏我平时很喜欢看报纸，考试的题目我大多都了解过。”

　　叶学才回忆，去年东莞统考题目有点类似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但难度较低，内容涉及党建、自然科学知识、基层工作常识等。由于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做题时感觉得心应手。

　　他说：“比如，题目问‘东莞是哪年建立地级市的’，我就很清楚。很多人错以为是1985年，其实是1988年。总之，考‘村官’要靠平时积累。”

　　通过考试后，叶学才从村小组办事员成了博涌社区主任助理，负责社区居民社保业务。

　　在东莞市统招“村官”之前，大约从2000年开始，虎门、沙田两镇就陆续在镇内招聘大学生加入“村官”行列，虎门金洲社区的阿起(化名)就属于2004届的“镇招一批”。

　　现在阿起已经从社区普通文员做到了社区党总支支委，拥有较强的话事权。

　　他说：“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招一批大学生到社区做实习生，几乎每个实习生都想留下来，但哪里有这么多位置给他们？”

　　阿起说，想到社区里当村官的大学生逐年增多，但由于经费开支压力等因素，难以满足更多当地大学生的需求。

　　以前，大学毕业生曾是香饽饽，但现在的大学文凭不再那么吃香，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特别是在企业就业，动不动就被“炒鱿鱼”的危险，一些大学生对相对稳定的社区工作情有独钟。

　　阿起分析说，东莞户籍大学生钟情当“村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求稳定，第二是求经济收入，第三是求学习和积累。“当然，前两种占绝大多数”。

　　事务繁杂，权力不大

　　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凝集了一代人的岁月回忆。目前，有人把大学生“村官”报考热潮视作新一轮的“上山下乡”。

　　但时代变了，两个“上山下乡”毫无共同之处，东莞村居的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让新近上任的大学生村干部承担了不一样的角色。

　　以虎门为例，2005年11月，该镇29个村变成社区，全镇跨入城镇门槛。

　　一方面，虎门镇社区经济实力较强，农业基本消失，有些社区一年的工业总产业甚至超过其他地方一个市。大学生“村官”上任后，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而是学习城市管理、社区管理。

　　阿起说，他这几年明显感觉到城市管理职能在下移。在城市里当“村官”，管理方面的杂事琐事逐年增多。社区人手有限，大学生“村官”往往扮演着“万金油”的角色，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一般最少兼任两三项职务。

　　阿起本人就先后或同时负责过社区团支部、民政、出纳、行政等多项事务。虽然已经当上社区党支部支委，但有时候，东家两公婆吵架，西家丢了一只狗的事情，他也要亲力亲为。近两年，东莞在城市治安、环境卫生等方面管理动作较大，社区干部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阿起负责的共青团工作，因为要照顾学生上学时间，不得不在周末开展，这让他很难有休息时间。

　　让大学生“村官”更为头痛的是，虽然从称谓上，村民变成了市民，但大多数社区居民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并没有由此彻底改变，很多社区居民并不喜欢“按规矩出牌”，这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虎门镇前任镇委书记钟淦泉在该镇完成“村改居”后，曾用这样的话形容社区居民：“穿上西装是市民，脱下西装是农民。”

　　阿起举例说，比如在城市卫生管理方面，一些社区老居民不太讲卫生，乱扔乱放。这按规定是要罚款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不但收不到罚款，还会招来谩骂。此时，阿起们只能和他们耐心谈。这方面，老村官更在行。大学生“村官”倾向于“以理服人”，用“规定、办法”劝服居民，但这一套在社区里很难行得通。老“村官”更会以情动人，更会从“侧面”打动居民，让他们听话。

　　“不到村里上班，不知村务管理难。”西大坦的王应光说。城市化的进度和村民素质提升的脱节，是大学生“村官”感触最深的一点。

　　除了管理，大学生“村官”理应参与更多事务，但现实中，能参与“核心村务”的大学生“村官”并不多，特别是在村居规划、土地使用等决策性事宜中，大学生“村官”鲜有话事权。

　　王应光和阿起是近几年大学生“村官”中的佼佼者，但他们仍然认为，在参与或旁听村居“两委”会议时，大多数时候还是抱着学习的心态，一般不发言，“我觉得他们讲得都很对”。

　　这也是个“围城”

　　最近，去年被选中的100名东莞大学生“村官”建了一个QQ群。平时，大家没事时，就在群里聊聊工作情况，交流感触和心得。

　　王应光发现，“村官”讨论最多是待遇问题。按照东莞市规定，大学生“村官”待遇为：本科生工作、生活补贴一般不少于1800元/月，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不少于2300元/月。

　　据王应光介绍，他们这批“村官”的收入水平各异，主要依村里的经济状况而定，很多人认为待遇没有预期的高。

　　阿起认为：“这就是一个围城。很多人以为在村里工作有钱赚，拼命想挤进来，其实究竟如何进来的人才知道。”

　　阿起说，社区普通工作人员月薪一般在2000元上下浮动，最高不超过3000元。即使最后成为社区干部，待遇也没有想象的高，每个镇都会明确规定社区干部的薪酬收入，不会让他们“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想发多少发多少”。

　　另外，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稳定性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东莞市规定，被选聘的大学生将被安排在村(居)委会从事文书或综合类工作，中共正式党员可安排负责村(居)委会党委工作，共青团员可兼任村(居)委会团干部。选聘大学生的工作期限一般为2年，工作期间将与镇街组织人事办签订聘任合同。社区自行招聘的大学生“村官”大多参照此规定执行。合同期到后，是走是留，要视大学生“村官”在岗期间的表现而定。

　　问题在于，什么是表现好，什么是表现不好，目前还没有量化考核办法。

　　虎门、沙田两镇组织人事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大学生“村官”合同期满后是否能留下，决定权主要在村里。或许在统招的100名村官合同到期前，东莞市会出台考核办法。

　　去留的不确定，提拔标准的暂时缺失，使部分大学生“村官”焦虑。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缺少安全感，害怕几年低薪基层磨砺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有人认为，可以能用行动打动村里，“村里也不会这么不讲人情的”。

　　阿起说，在待遇基本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村和社区而言，如何用好大学生，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一个问题。不然招了大学生，又让他们懒散下来，还不如不招。

　　他说，自己负责行政工作几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村官”生涯普遍具有较高期望，但现实要求他们必须一步步来，才有可能得到收入或职务上的提升。对此，村和社区一定要给大学生“村官”提供一个良好的施展平台，给他们安排足够多的事情做，不能让他们闲置。一旦被闲置，大学生“村官”就可能产生不良情绪，这种情绪会迅速蔓延开来。相反，要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和认同感，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加入到“村官”行列。

　　为了激发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东莞市要求各镇党政机关每年拿出一定职位，专门面向任职满两年的村官招录公务员，而且两年后报考公务员或攻读研究生均有加分机会。

　　但是，非市级统一选聘的大学生“村官”还不能享受公务员考录的优惠。

　　南方日报记者向绪安

　　通讯员熊俊实习生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