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旻芳  女，江苏省兴化市垛田镇芦洲村，1986年生，盐城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毕业

　　□成  竹  男，重庆市江津区石蟆镇杨柳村，1986年生，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毕业

　　□王  伟  男，山东省济宁市唐口镇孟楼村，1982年生，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毕业

　　□郭瑞荣  男，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阿包兔村，1980年生，延安大学旅游管理毕业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大学生村官既是农村文化生活的建设者，也是观察者。他们享受过城里的文化，又直接参与了农村的文化建设，对城乡之间的文化生活差距有着直观的感受。

　　城乡文化差距体现在哪里？农村文化建设的难点是什么？有哪些突破口？记者采访了来自西南重庆、中部山东、东部江苏和西北陕西的4名“80后”大学生村官，听听他们的体悟与思路。

　　【差设施】

　　“农村的文化硬件，和城里比不得”

　　今年24岁的成竹，2009年毕业后在重庆市江津区的杨柳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村里没有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人，成竹被安排管理农家书屋。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戴着老花镜来借书；还有不少小朋友，常常都是很投入地站着看书。农村人对文化的这份渴望，让“城里人”成竹很感动。

　　目前，农家书屋是在各地农村都“生根开花”的文化阵地。据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阿包兔村大学生村官郭瑞荣介绍，他所在的村子没有专门的文化中心，在所有的群众活动设施中，只有农家书屋的利用率“还可以”。

　　在江苏省兴化市所辖的芦洲村，文化生活更丰富。这个村子不仅建有中老年活动中心、环境良好的健身广场、农家书屋、网吧等场所和设施，而且时不时举行庙会、舞龙舞狮、广场舞大赛等各类文化活动。

　　即便如此，1986年出生的大学生村官仇旻芳还是觉得不过瘾：“农村和城市相比，文化差距首先就体现在文化生活的载体上。”

　　在盐城师范学院读书时，除了校园里的各类活动，她还参加过校外的培训班、兴趣班和文学社，参观过新四军革命纪念馆，“城市提供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作为大学生村官，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载体不够，做不了”。

　　郭瑞荣和成竹也有相同的感受。郭瑞荣刚到阿包兔村时，全村只有一台电脑，网络信号还不稳定。这让习惯了周末和朋友去看电影、唱歌的他，“感觉太难受了”。

　　“农村的文化硬件，和城里比不得。”成竹说。仇旻芳也认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硬件设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单靠村里有限的书籍，不足以拓宽村民的视野。

　　【差意识】

　　“只要有劳动能力，也都释放到土地上”

　　王伟所在的山东省济宁市孟楼村，今年投资新建了村文化活动中心，包含健身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室等。但他很快发现，相较于衣食住行支出，农民的文化消费还是更节省。孟楼村农民人均年收入5500元，他们在文化消费前还是会先摸摸“钱袋子”。

　　“就我所知，附近不少村的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形同虚设。”他说，“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花在文化娱乐上的时间非常有限。”

　　仇旻芳认为，农村居民对文化的需求没有城市居民高，参与积极性不强。“我们举办健身广场舞，有些村民宁愿在家打麻将，也不愿意去跳舞。”

　　“文化讲究的是积累，村民不能从文化投资中很快地见到经济效益，自然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投资。”仇旻芳这样理解。

　　实际上，经济思维在农村占主导，对文化发展不重视，在四位大学生村官眼中，是农村文化建设遭遇的普遍难题。

　　成竹刚到村里的时候，到各处宣传农家书屋，但他发现，村民们对此不是很感兴趣，“还是收入问题，经济基础都没打牢靠，哪还管得上文化？”

　　郭瑞荣帮助阿包兔村争取了不少扶贫项目和基金，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他坦言，政府没有强制性的文化发展指标，村里人也没有强烈的文化需求。“即使是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要有劳动能力，也都释放到了土地上。”

　　【差机制】

　　“文化建设容易成为空头呐喊”

　　仇旻芳认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第三个难点就是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农村文化的发展是村民习惯的自发养成，有无序性和自发性。村干部没有管理义务，村民没有文化需求，政府也没有资金保证。”

　　缺机制，首先体现在资金的短缺上。因为没有形成常态化的项目资金或政府拨款，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往往是“一次性”投入。仇旻芳说，“比如，今年投资建了一个广场，但明年可能就没有这笔资金了，文化无法可持续发展。”

　　缺机制的第二点则体现在：在大多数农村，没有专人管理文化工作。

　　阿包兔村有计生专干、经济专干，甚至还有专门管沼气建设、植树造林工作的干部，却没有文化专干。而成竹则认为，杨柳村无法“复制”云南省腾冲县大村的经验，其关键就是缺少像大村文化干事郭伟那样的文化能人。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大学生村官和他们的村子都在不断探索。成竹认为，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大学生村官是个突破口，“视野更宽，对文化工作也有热情。”可以通过组织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发动村民自发参加，使文化建设更有生命力。

　　2011年，他计划在村里多建两个农家书屋外借点，方便村民借阅；另外，他还想将网培学校的覆盖面扩大，“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农民参加，农村文化就得是全民参与。”

　　几位大学生村官不约而同地提出，发动农村里“文化爱好者”，也不失为一条捷径。郭瑞荣提出，文化建设要循序渐进，一部分村子先发展起来，可以先把爱吹拉弹唱、爱舞文弄墨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仇旻芳和村里的干部们，一起琢磨出了一条创新的文化发展思路：村支书+村官+大学生村官+村民。由村支书总领文化建设，由村民来落实文化活动，大学生村官和专管文化的村干部作为辅助力量。

　　“如果没有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人，就谈不上文化的专门管理了，文化建设就很容易成为点缀式的空头呐喊。”仇旻芳说。

　　【编后】

　　我们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随着2010年最后一天的到来，将暂时告一个段落。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弱一环，乡村文化一直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也推出了许多文化惠民举措。当然，中国的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乡村文化之路如何才能走稳走好，并无一定之规，也没有可以照搬的样本。  

　　我们希望，通过这组报道，各地农村能借鉴相对成熟的经验，找准问题所在，并因地制宜地解决。若真能如此，就是对这组报道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