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用青春丈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图为东莞大朗镇大学生村官叶伟健在更新“三旧改造”规划进度表。 闫昆仑 摄

2009年5月，大学生赶考“村官”排长龙，那时他们理想万丈。资料图片

　　◎大学毕业后，他们决心到基层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很多时候只是一名“打杂的助理”

　　◎越贫穷的地区，村官待遇越差。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大学生村官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工作

　　2008年10月的一天，韶关学院宿舍楼下的公告栏，贴出一张不起眼的告示，“关于国家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招录通知”，让大四毕业生陈慧隐隐约约感觉到，当大学生村官有可能是“考上公务员最便捷的途径”。

　　经过再三考虑，陈慧放弃了到企业上班的机会，选择在韶关仁化县的农村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陈慧是全国10余万名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2008年，国家下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2009年又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去年4月，国家提出，5年内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数量，将从原计划的10万人增加到20万人。

　　“当时我们报考村官的热情都很高，觉得能够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村官陈慧说。

　　当第一届任期将满，经过基层3年历练后，这个当初怀着不同动机的大学生群体，艰难的选择再次摆在他们面前。

　　今年7月，陈慧正式告别大学生村官这个队伍，来到广州一家企业上班。在农村工作了3年，让陈慧在重新进入城市的过程中，感到不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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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从进村后就回归现实

　　青春与现实

　　在粤北和粤西地区，“大部分村官都没有真正下到村里，而是被镇政府借调去做文书工作。中文和计算机专业的村官尤其受欢迎”

　　当年和陈慧一同选聘到韶关的大学生村官，除了少部分还在基层之外，绝大多数人面对另一份3年聘期的合同，大家开始显得摇摆不定。大学生村官的现实处境，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清晰。

　　陈慧在她的村官日记中写道：“我用3年的青春，才丈量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事实上，大学生村官们的理想，从他们进村后就逐渐回归现实。

　　没有明确的工作任务，没有固定的工作模式，农村自由散漫的工作法则让高州的大学生村官张梁感到难以理解。

　　在粤北和粤西地区，电脑办公并不是基层政府人员的特长，“大部分村官都没有真正下到村里，而是被镇政府借调去做文书工作。中文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村官尤其受欢迎。”

　　张梁是去年高州市选聘的村官，学的是生物技术，他认为当地气候和土质适合推广龙眼和荔枝的种植，原本想通过村委来说服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但他刚一分到村里，就被借调去镇政府做计划生育工作。对于一名理科生来说，跟人打交道并不是张梁最擅长的。

　　“镇里只给了我一份名单，让我去给超生的村民做工作，我连他们住哪都不知道。他们只听有威望的村干部的话，让我做计生工作非常吃力。”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对陈慧和张梁们来说，他们付出了青春，收获的却是迷惘。

　　在过去的一年，张梁的工作职责涵盖了林权改革、新农保、合作医疗、征地拆迁等多个领域，但是在实际工作推进中，绝大多数都是“缓慢、低效”的。

　　“比如涉及到关于土地的问题，我跟村民磨破了嘴皮子，他们也不肯听。事实上村主任一句话，要比我软磨硬泡半天还管用。”

　　张梁认为，他们这批大学生村官，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关怀，只是每年开一次会，到了年底再交一份心得总结，“感觉对我们村官不够重视”。

　　2011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称，有近35%的大学生村官每周在村工作时间在3天以下，只有16.6%的大学生村官每周7天都在村里。有77%的大学生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根本就没有在村里工作。

　　“很多大学生村官放不下架子，觉得身份和文化背景跟农民有差异，刚过来时很难融入到基层群众中。”高州一名不愿具名的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不受重用或许双方都有原因。有一些大学生把村官当作跳板，整天忙着准备考公务员，跟村民接触少，工作浮于表面。

　　“来做村官，就要放下身段，踏踏实实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村官工作中。要能喝得烧酒，说得粗口，搭得膊头。”

　　东莞中堂镇大学生村官莫佩冰，已经到中堂镇蕉利村工作两年。她平时主动参与村里的妇联和计生工作，经常挨家挨户走访，看望“空巢”老人，还做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

　　同事对莫佩冰的工作表示认可：“每次她从村民门前经过，那些孤寡老人都要把她拉进屋聊一会儿。”

　　这次村“两委”换届选举，莫佩冰高票当选，分管妇联工作。她认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发挥能力的舞台，对村官工作非常适应，我愿意一直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