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体验家庭农场“雏形”
 

    上任第一年，刘尊龙就开始创业，他的养牛场以合作社形式、产业化经营闻名远近，带动了不少村民致富。然而近两年，年轻人都跑到城市打工，留在村里的农民越来越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初衷，是吸引农民把资金和劳动力转移到合作社来，共同发展。可是现在有能力的人、有资金的人都走了。合作社的方式已经跟不上农村发展的步伐。”刘尊龙说。

    慢慢地，刘尊龙发现，在江苏，许多资本持有者的投资目标开始转向农村，但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他的第二个养牛场就是由一位采石场老板投资兴建的。虽然养牛场还在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社员却越来越少。

    通过到各地调研，刘尊龙在广州、浙江等地看到了“家庭农场”的雏形。“有钱人建好牛场，租给当地搞养殖的人。投资者不参与养殖，只负责基础建设，然后向养殖户收取租金。”刘尊龙想把这样的模式带进自己村里来。“现在不是提倡城市反哺农村吗，我的想法是把城市人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来投资农业。”

    但是，刘尊龙认为，从合作社阶段到家庭农场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农民吸引过来是第一步。”刘尊龙说，“其实未来农业的趋势就是人越来越少，我的牛场有两三百头牛，只需要不到10个人。我们是把劳动力解放出来的同时，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他还查阅了许多资料，发现在美国，拥有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鸡的养鸡场实际只需要两三个劳动力。“我认为国家提倡发展家庭农场的目的是希望加快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刘尊龙的规划里，将农民吸引到农场后的下一步，是通过投资者和农民的合作来开办农场。“最终可能是投资者认为回报率大，继续投资，也可能是农村有技术能力的人赚到了钱、积累了经验，自己去开农场。而任何一种结果，都会推动农业的发展。”刘尊龙说，“而最大的风险就是确保资金流入的可靠性，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监管。”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生村官所起的作用就像一座桥梁。而最困扰刘尊龙的，就是农村土地流转难的问题。“前20年国家把土地化整为零分配给了农民，而一个家庭农场需要占地百亩以上。现在很多农民虽然不种地了，但他们对土地依然有依赖，对集中土地搞大型农业发展还是有抵触心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家庭农场的推进就会困难重重。”

    时逢两会，刘尊龙特别期待的是，在新的制度设计和变革中，新一轮土地承包制度会有怎样的方式上的改变，来推动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以从机制上推进更多家庭农场的诞生。此外，很多地区的农田一直在减少，是否需要一些更严格的保护机制，使得“基本农田保护的底线”得以坚守。

    2008年年底，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学生村官吕伟斌自己承包了村里40亩土地发展苗圃。在当地，有一个大的苗木市场，所以当地很多农民在种植苗木。

    开始时，对于从大学出来没多久的吕伟斌来说，经验是最重要的。第一年栽种时，因为是移植栽培，很多苗木都成活不了，他便向有经验的村民请教，反复摸索。在销售方面，吕伟斌常常拿着名片到花木市场转悠，跟别人攀谈，介绍自己的苗圃，一点一点开拓市场。

    2012年，吕伟斌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开办了一个发展有机农业的农场，对这个农场来说，技术已经不成问题，但是最难的是市场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因为成本高，他们种植的有机农产品价格比较高，这成为他们销售的难题。如今他们的种植面积是35亩，年产达十几万斤，并不能完全销售出去，一直处在亏损状态。

    据吕伟斌介绍，当地村民承包土地种植苗木的很多。他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从规模化、科技化种植中受益。他说村民只靠种自己的几亩地，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还不如打工收入高。所以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越来越少，在他的农场里，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很少。他说如果支持家庭农场，通过规模化生产能够产生比之前更多的效益，也能吸引更多人回归农业。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一分田认领”是深受城市家庭喜爱的休闲项目。大学生村官尚建松从中看到了机会。和江苏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农民特别乐意把闲置的土地承包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拿到1500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尚建松对理想中的“家庭农场”在传统概念上进行了创新。他打算在“一分田认领”的基础上，把土地集中承包后，分组给城市家庭，成为他们的专属“农场”。到了该种西瓜的时候，“农场主”就会收到短信提醒，而尚建松也向“农场主”提供平日里的农田管理服务。

代表委员：描绘中国家庭农场“蓝图”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绘了他眼中“家庭农场”的发展蓝图。

　　刘永好说，以前一个家庭养几头猪或是养十几只鸡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了，城市经济发展，大家都进城打工，平均月工资2500到3000多元，一年收入3万多元，而在家养猪，不养300头猪就挣不到3万元，就会逐渐被淘汰，养猪户一定要养的比较多，比如100头、500头甚至1000头，达到一定规模，才可以赚钱，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民了，而是家庭农场主，大户集中的格局很快形成。但规模经营就需要科学和技术，龙头企业就是要把家庭农场联合起来变成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体，企业参与及引领，并提供种源、技术、金融、市场、加工等一系列服务，使农民成为产业链环节当中重要的一环。

　　他预计今后将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农场，他们都有相当的规模，同时有龙头企业进行服务，这就是现代农业。事实上，这种模式在美国、欧洲都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家庭农场的规模，刘永好介绍说，在美国，一个家庭经营一万亩地很普遍，养几百头几千头猪也很普遍，但我国目前一个农民只有一亩多点地，我国又是人多地少的国情，所以一户1万亩的规模不太现实。

　　关于如何推进农场主的合法经营，他认为，家庭农场是企业，而且是小微企业，建议给农场主发营业执照，使其合法化、法律化，从而在信贷、金融等方面享受与城市企业一样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他建议新一届政府出台更多支持政策，对家庭农场给与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春晖集团董事长谭伦蔚告诉记者，有人称我为“湖北粮王”、“超级农民”，因为我有10多万亩土地，几个大合作社、二十几亿年产值。

　　两年前，谭伦蔚的湖北春晖集团在孝感市孝南区开创的“龙岗模式”，在三叉镇龙岗、东桥等8个村建立“龙岗土地股份合作社”，将6000多亩土地整体流转，成立全省第一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初步实现了分散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职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型。

　　龙岗合作社由龙岗村等4个村的村集体、699户农户和春晖米业公司共同组建，前两者和后者分别占股本的51%和49%，日常生产经营由春晖负责。

　　2012年，龙岗合作社农户每亩纯收入636元，同比增收11%。农民还可在合作社或外出打工，年打工收入大多在两万元以上。而今的龙岗村，不再有抛荒田，村集体两年从合作社收益13万元。

　　土地整理、沟渠硬化、小田改大田、修水泥机耕路……春晖入驻龙岗村后，仅整理改造土地，就耗资3000多万元。

　　去年大旱，春晖大悟县沈城村基地没水育秧，基地采用旱稻直播技术，后来亩产过千斤，比当地自种增产三成左右。

　　在科研和设备投入上，春晖不仅在全省民营企业建起第一家农业综合科研机构——春晖农科院，还投资1200万元建起全省第一家智能化粮食烘干厂，投入400多万元创办育秧工厂，还建起野外视频监控系统，为稻田配备了太阳能杀虫灯。

　　但龙岗合作社存在一点漏洞，不少村民反映，有的农工损公肥私，如施肥时只施半袋，另半袋私自卖了；有人内外勾结盗卖粮食。村民们说，由于土地已入股，这些行为损害了大家的利益。“管理上的确有些漏洞”，谭伦蔚坦承，春晖为此开除了一些农工，今后将逐步减少当地农工雇用数量，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推广家庭农场。每户负责两三百亩田，由合作社提供技术服务、产品回收等，责权利对等。

　　近年来，春晖已在孝感、黄石累计流转土地12.3万亩，发展订单农业近40万亩。到2015年春晖旗下粮源基地将发展到100万亩，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规模。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国家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指出，家庭农场只是现在新提的一个说法，其实质与过去说的家庭承包经营差别不大。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家庭土地承包的情况也多了，政府部门开始重视这件事，我们要做的是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引导、支持和规范，但一个基础是，“依法、自愿、有偿”，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不变，不能为了推家庭农场而违背老百姓的意愿去强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老百姓愿意的时候再去试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