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古老的村庄迎来了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年中，年轻人给这里带来了改变。3年后，这些大学生村官已经有一半离开了村庄。回顾他们的这3年，当迷茫的未来在乡野的磨砺中逐渐清晰，待遇、婚恋等问题的不确定性又带来了新的困惑。

　　十个年轻人拽着两张大凉席，冲上屋顶。他们把凉席铺开，围圈坐下，嬉笑打闹起来，准备开始又一晚的“消夏夜谈”。人生、理想、八卦、吐槽，无所不谈。

　　王莉是这群年轻人当中的一位。

　　在这个河北南部的小乡村，这十人是来到这里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村官。而这个场景，是那段村官时光，留给王莉最美好的印象。

　　如今，这十个年轻人中，已有一半离开了村庄，或考上公务员，或转行去过完全不同的新生活。余下的，仍在坚守中。

　　2008年3月，大学生村官的选聘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两年后，中组部下发通知，5年内选聘20万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一声号令，大学生们踊跃投身。然而，5年过去了，年近而立之年的他们，早已磨淡了理想，各有所思地面对着未知的未来。

　　多数被动当村官

　　大学毕业后，王莉坐着四位数车次的绿皮车，晃荡了半天一夜，来到北京。在这个无数年轻人企图实现抱负的超大城市，她幸运地接到了一份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

　　“当时我很拼，最忙的时候一天能上10节课，晚上回到租住的房间里倒头就睡。工资能拿到和现在一样多。”王莉说。

　　彼时，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做得相当顺利，不到一年，王莉就接到领导指定她出国的邀请。“当时要是出去了，会比现在过得好吧。”时不时地，她还会这样想。然而，在2009年的那个重要时刻，她被另一个选择带走。

　　这个选择是第二批大学生村官招聘。

　　“我妈还是觉得，一个女孩子不要那么拼，离家近点儿，找个稳当工作就行了。她背着我，帮我报了名。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哪天回去考试。当时只考行测，连面试都没有。”她说。

　　考试前一天，王莉下课后直奔北京西站。

　　考完试，王莉又打车冲回火车站，买了张票回北京，继续上班。“考试这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估计也考不上”。

　　成绩出来后，王莉忍不住看了看：居然考上了，成绩还挺高。于是，是去国外传播汉语，还是到小村庄里传播“现代”？这道选择题摆在了24岁的姑娘面前。

　　“其实我没怎么做选择，说走就走，既然考上了，就去当村官呗。”收拾好家当，王莉辞职回家了。

　　大学生村官的分配秉承就近原则，“哪儿来哪儿去”，家乡在哪里，就回哪里任职；家在农村的，就分到附近村庄。

　　王莉在县城长大，被分到一个下辖村，合同3年一签，正式上岗。

　　与此同时，同是河北人的韩梅考上了天津市的大学生村官。“我在天津读的大学，考大学生村官是迫于就业压力，当时也没想到能考上。”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韩梅生长在河北中部农村，对农村并不陌生。所以她觉得“当村官无压力”。“作为一条出路吧。我这人不太喜欢规划，走一步算一步。”

　　而在第二批大学生村官走马上任时，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出身的李浩已经在湖北东部乡村扎了一年。

　　作为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李浩目标明确。“大学生村官是新鲜事物，而我当时就想着以后要做公务员，再加上我是农村出来的，工作上会比较熟悉，到农村去，各方面会比较适应。”

　　在李浩周围，大学生考村官的初衷被他大致分为三类：“许多人不愿意去考村官，都是被家长逼着考的；有的是被政策鼓励；有些是愿意走仕途。”

　　一年后，李浩已经基本熟悉了农村工作。而王莉和韩梅的村官生活，才刚刚开始。彼时，在许多报考村官的大学生看来，村官和公务员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