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王贺很早就扛着锄头去地里。他熟悉了地里的一切农活：浇水、施肥、除草、收获。  而当两年前他从北京农学院政法系毕业前，他的梦想仍是成为一名律师。 

    毕业时他选择了在北京的延庆县康庄镇三街村当村主任助理，成了中国“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中的一员。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２００８年起用５年时间选聘１０万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以改变农村干部结构，促进新农村建设，不少评论认为此举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渠道。 

    王贺说：“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是有知识，不足是实践少。” 

    大学生们想有所作为，而村民们最盼望大学生能带来致富路。王贺借助母校北京农业大学，为村里引进了“五彩甘薯”－－内瓤呈黄白紫三种颜色的红薯。这一品种营养丰富，市场售价也较高。村民原本种玉米，亩产收入不到１０００元，而引进新品种甘薯后，亩产收入达到２０００元。 

    王贺常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但他知道自己帮不上多大忙，有时“净耽误人家干活”。“种地农民是把好手，我们种地种不过农民，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也失去了大学生做村官的意义。大学生村官要做农民想做、但做不到的事。” 

    王贺把精力放在技术、市场、包装设计、对外宣传，沟通联系上。王贺的日常工作比较琐碎，如写总结汇报、会议记录、帮村民开证明、放广播等。他所学的法律知识在这里也得到了应用，帮助解决村民纠纷，写一些法律文书等。 

    不过，王贺发现很多东西和他从书本上学的不一样。“调解邻里纠纷，很多涉及人情世故，是法律解决不了的，”王贺说。从书生气的大学生到最基层的农村，很多大学生并不适应。 

    网上搜索“大学生村官”，会发现很多质疑声，譬如：他们下村以后，是他们改变农村还是农村改变他们？会不会像井里的皮球，从上面看，是下去了；从下面看，却浮在水面上？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大学生村官”在一起交流时，不约而同地说到他们上任时遇到的尴尬事：一些村民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怀疑“他（她）能干点啥啊？” 

    王贺来自北京密云农村。因此，他比较快地融入新环境。“平时就要注意积累，见到村民主动打招呼‘大爷大妈忙啥呢’，主动跟他们聊天，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对于村官能否给中国农村带来影响，王贺认为，短期变化有限，但长期影响深远。“大学生村官是个接力赛，我们只是跑第一棒的人，而农村状态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大的变化需要时间。”他说，“最难改变的是思想上的，比较保守。保守是因为文化素质不高和信息不畅通。另外农民本身就没钱，他们输不起，所以小心谨慎，可以理解。” 

    两年的磨砺带给王贺最大的改变是做事更现实了。“以前比较理想主义，做事想当然。现在做事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前准备上，尽量让想法成为现实。” 

    大学生村官与当地人事部门签合同，在村里工作期限一般为２－３年，享受工资待遇、医疗、养老保险、公务员、研究生考试等方面优惠待遇。结束村官生活时，他们一般面对四条出路：考公务员、考研、自谋职业、续签合同。 

    王贺也要对未来做出选择。他说：“农民太苦了。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得不到与付出相符的收益。我很想帮他们，只要这个工作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