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来自上海高校的5万名大学生；总计一万个“为什么”，均发自大学生的内心。解答这些“为什么”的，是上海高校的一批德育名师，他们中有复旦大学的“哲学王子”王德峰、拥有无数网络“粉丝”的复旦教师陈果，还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知名学者。

　　如何让主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课堂教学、渗透大学生活、滋润学生心灵，始终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难点。以往，在部分思政德育课上，一些教师抱着教材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学生坐在下面玩手机、看视频，充耳不闻；对于主流的价值观点，逆反心理还促使许多学生找来网上的信息，加以反驳。为此，2013年起，在市教委德育处主导下，一种全新的德育课模式“超级大课堂”在沪上高校中兴起。

　　思想碰撞，上演“课堂好声音”

　　“问题来自学生，声音来自一线，解答来自权威”——这就是“超级大课堂”的形式。全部热点问题由学生提出，再由一线教师正面回应，于是就有了一万个“为什么”。不解决学生思想困惑的思政课不是成功的思政课，不能解答学生困惑的老师不是好的思政课老师。而“超级大课堂”将学生中存在的最尖锐的问题集中起来，让老师回答。在课堂上，它引入“争鸣、交锋、竞争”元素，突出大学生主体地位，搭建师生平等对话交流平台，教师在解答大学生现实疑惑中与学生拉近距离，学生则在思想碰撞中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共鸣。今年1月，第三期“超级大课堂”再度开讲，问题更尖锐，争论更精彩，在思政课堂上，上演了一曲曲“课堂好声音”。“为什么大学生要有理想信念，做一个平凡人就是胸无大志吗？”——这是最新的一堂“超级大课堂”的主题，提问由此开始，聚集的话题是大学生就业和核心价值观。观看完一部“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宣传片后，一名大学生站起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电力学院的汤华。刚刚在片中表达，在就业的时候，个人的价值观要和社会和国家相一致。片中的男主角，也为了与国家的价值相一致，放弃了外企的工作，选择了去沂蒙山支教。我们在就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这种去支教，或者去支边的方式才是个人的价值观与国家相一致吗？其他的选择怎么样体现个人价值观与国家相一致呢？在这个选择上面，有一个怎样的平衡点？”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黄庆桥立刻幽默回应:“不是让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沂蒙山，否则沂蒙山受不了的，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你在上海工作，同样是对国家的奉献。”黄庆桥继续说道:“不能说我们的学生选择在上海、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就是不爱国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其他的一些地区更需要人才。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他就有留沪情结、就有留京情结，怎么办？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导向。应该这样讲，在大学生毕业时，应该有很多选择。国家也为大学生的成才报国提供了很多机会，很多发展的平台，包括到一些地方担任村官等等。确实，有些地方，和大城市相比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这样，所以有锻炼的价值、有发展的机会。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都是在农村历练，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他们今天堪当重任，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另一个“超级大课堂”上，一场更激烈的交锋在进行中。电视上出现了央视庭审画面。画外音说道:“去年的4月1日，林森浩因生活琐事在宿舍饮水机里投毒，室友黄洋在饮用后发生中毒，4月16日黄洋因抢救无效身亡。”此时，一名大学生站起提问:“我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我想问一个问题，能把复旦学生投毒案直接归纳为人文素养的缺失吗？我觉得复旦不缺乏人文素养。”

　　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回应:“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是人要自尊，也要尊重他人。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大学、高校宿舍里面，现在居住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有各种不同的性格，有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相处？最早的时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一些水费的问题，大家搞得心理不爽，你让我不爽我让你好看，从平时积累起来的情况来看，酿造了这个大的案子。所以说，我们看问题，有的时候要从小事抓起，小的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当中，才可以减少法律事件或害人事件发生。”还是在一个“超级大课堂”上，尖锐的思想碰撞闪烁出火花。又是一名学生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提个敏感问题，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可能会想到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得比较激烈。普世价值观，现阶段还是不被我们认可的。请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有什么区别？”

　　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鲍金直面难题:“自由平等，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价值。问题在于当自由平等落实到某一个特定国家的时候，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另外一个国家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提倡自由。但是自由在中国的表现和在美国的表现，是肯定不一样的。现在的关键问题，美国政府特别想把美国式的自由强加到类似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上，这里面就产生了问题。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说普世价值不好，包括三权分立、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在美国确实是好的，但是它不能不顾任何实际条件、历史条件，把它放到中国，直接拿来套用，它在美国是好的，但是你直接把美国的东西放到中国，那么它就不适用，就产生一种不好的效果。”

　　大学生燃起对思政课的兴趣

　　走出“超级大课堂”，听完“课堂好声音”，同学们是另一番感受。同济大学学生刘江亭说:“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我很荣幸参加了这次的‘超级大课堂’，接受了一场不一样的心灵洗礼。十多年来，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思政课教学，老师在台上讲，我们在下面听，或许是被动的接受太多，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该如何思考，甚至忘记了这门课都讲过些什么。我们缺少的不是思政课本身，而是缺少了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而这次活动以学生提问老师解答的方式，拉近了两者的距离，突然让我想起了孔圣人和他的弟子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做到教学相长的。老师告别了传统的课件，学生听到的也不是反复的说教，对学生而言燃起的是对思政课的兴趣，对老师而言迎接的是挑战。”

　　东华大学学生张琳说:“我感到超级大课堂的形式特别好，原本沉闷的两课变成了‘我有话说’、‘我有问题’，大家争着抢着提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当代大学该做些什么，在课堂上有了最生动的体现，我马上就听进去了。”

　　上海大学学生吕承说:“‘超级大课堂’的亮点就在于‘生问师答’的课堂形式。我们学生一改往日在学校坐着听课的态度，变得积极主动地想举手发言。我感到这样的课堂让我情不自禁地想投入其中，想争做课堂的主人。”

　　超级课堂模式变为思政课常态

　　记者了解到，“超级大课堂”的模式，已融入沪上不少高校普通的课程中。华东理工大学将“中国文化导论”课程设为公共必修课，就是运用这一形式。“假设寝室中两位同学为打水之类的琐事而争吵，假设你的一个同学羡慕别人穿名牌、进高档餐厅……你去劝解、开导，用儒家思想怎样讲？用道家思想怎样讲？”、“假设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要调动下属员工的积极性，你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得到什么教益，道家思想又可以给你什么启发？”、“焦裕禄称自己为孤寡老人的儿子，这反映了他忠于人民、忠于职责的高尚情操，请你立足我们的文化传统向外国朋友解释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个题目，都是“中国文化导论”课上所讨论的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杜仕菊教授表示，对大学生而言，让他们了解核心价值观、践行核心价值观，需接地气、少说教，这正是华东理工传统文化课的核心，也是“超级大课堂”的精华。

　　【记者手记】

　　要让高校课堂成为弘扬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这是近来教育部、高校教师及社会公众达成的共识。可是，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的教师只在课堂上讲一些空泛的大道理，还能让大学生们接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部分课堂上，教师只讲大道理、只讲空洞的理论，大学生们马上可以在网上找到相悖的观点，与教师争锋相对，教师却始终无法说服他们。

　　事实证明，如果大学教师仍在课堂上以“灌输式”的办法去说教，没办法让大学生将核心价值观根植内心，有时，甚至因为年轻人的逆向思维，还会适得其反。为此，上海市教委想出一记妙招，开办“超级大课堂”——学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不同观点、甚至有什么挑战，尽管向教师“出招”，教师不再是在课堂上“灌输”，而是面对面回答每一个同学的问题。且不说谁对谁错，在一次次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一次次交锋中获取价值观，上演了一出出“课堂好声音”。青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如何让他们获取核心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这里，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时下，让人们更多讨论如何“净化”高校课堂的时候，上海出台了改革思政课的举措，是尝试，也是一次起步，相信会对校园主流思想、主流文化的建设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