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起，大学生村官开始走进千万个乡村，这一年，北京、四川、江西、福建等18个省区市先后启动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并且出台了针对大学生村官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希望用这项制度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另一方面缓解城市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那么，这些大学生村官给农村带去什么变化？他们在农村又呆不呆得住呢？

　　大学生村官引导农民致富有办法

　　文国云，今年25岁，是四川省威远县铺子湾镇双岭村党支部副书记，每天早晨天刚亮，文国云就骑着用150元钱买来到二手自行车，连骑带推一个半小时，到双岭村去上班，而两年前，他还是西南石油大学法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去年9月，文国云经过选聘，成了铺子湾镇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来到双岭村工作还不到一个星期，文国云就在走访中了解到，双岭村不仅路难走，而且群众的生活也十分艰苦，全村3016人，残疾、五保、空巢老人等困难人口就高达480人以上。

　　吴珍琴是村上出了名的特困户，丈夫半身瘫痪已三年，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药不离身，又没有什么副业，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文国云就买了一些猪肉，一些食品，但这仅仅是只能维护他暂时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文国云为吴珍琴量身定做了一个计划，决定让她去养兔子。

　　文国云：“我就觉得，咱们从一步一步开始，从小做起，从点滴做起。”

　　文国云说，兔子是属于多产、繁殖快的品种，一对儿小兔子在当地只卖8元钱，每只兔子可以长到10多斤重，兔子长成之后每斤可以买到7元钱，四个月的时间，吴珍琴已经养了10只兔子，目前一只兔子能有三十块钱的利润。

　　吴珍琴家小小的变化一下子让文国云喜出望外，他想到，全村还有上百户向吴珍琴一样的困难户同样需要帮助，于是他提出，应该设立一个帮扶基金帮助这些困难户。

　　文国云的建议得到了铺子湾镇政府以及村委会的肯定，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为基金捐款，镇政府2000元，文国云1000元，村里的企业1000元，还有村委会以及村民的捐款，文国云给这个基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帮扶。

　　四川省威远县铺子湾镇双岭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现在总共捐款8930元，尽管钱不是很多，但是发挥的效益非常好。

　　为了保证帮扶基金能对困难户真正起到作用，文国云又制定了一个实施办法，规定帮扶基金不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帮扶对象，而是在他们购买种苗和家禽时，由工作人员与帮扶对象共同购买，其中75%从基金中支出，25%由困难户自己支付，这样一来不仅保证了基金的合理运用，同时，被帮扶的对象因为自己也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所以对扶持的产业更上心。

　　文国云：“不是直接的拿钱，因为拿钱他也不发展产业，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基金采取定期的上门访问，上门指导，输血变成造血。”

　　“同心帮扶基金”从成立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除吴珍琴以外，另外一户困难户也得到了帮助。

　　文国云说，“同心帮扶基金”目前尽管捐款不多，但却深受村民的欢迎，现在全村又有十户进入了第二批被帮扶的范围。

　　文国云：“主要是我觉得，我接受的一些新的观念，能够把我接受的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来输入到新农村建设之中。”

　　大学生村官文国云上任仅仅半年多，就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了周围的人，就在文国云设立同心帮扶基金，帮助身边那些贫困村民的时候，北京的另一位大学生村官，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个致富的诀窍。

　　胡一萍，是北京延庆县永宁镇西山沟村支部书记助理，2006年被选聘的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胡一萍是地道的北京市人，2006年毕业于北京农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因为攀了西山沟村党支部书记宋德富为干姥爷，胡一萍在村里很快成了大红人，于是她开始挨家挨户地走访，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商机。

　　胡一萍：“我就发现我们村里的特色，那就是村种葫芦有400多年的历史，老百姓家家都会种葫芦。”

　　胡一萍冷静下来后发现，400多年的葫芦历史，应该不仅仅只是用来吃的，为了彻底弄清葫芦的作用，胡一萍回到了母校北京农学院请教老师。

　　胡一萍：“他们说这个葫芦不但可以吃，最关键的是他是一剂药，在《本草纲目》里它算是一味药，有很好的保健价值，和药用价值。”

　　这个说法让胡一萍茅塞顿开，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扩大葫芦的种植面积，让村民的葫芦卖个好价钱，没想到，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就是干姥爷宋德富，他担心这葫芦条发展农民卖不出去，怕卖不上价钱，最后受埋怨。

　　在干姥爷提议下，胡一萍开始四处寻找资料，一边写着葫芦的调研报告，一边找到永宁镇领导寻求帮助，让胡一萍意外的是，镇领导对葫芦市场的发展也非常看好，双方一拍即合。

　　北京延庆县永宁镇党委副书记郭铁石：“让老百姓有一种信任，调动积极性，村干部，也让打消顾虑，我们对种植葫芦的村民，每一棵葫芦补助一块钱。”

　　在永宁镇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西山沟村开始了庭院经济，扩大了葫芦种植面积，西山沟村因此有了另一个名字葫芦村，胡一萍也有了村民送给她的一个别名：葫芦妹。葫芦已经成了西山沟村的一项产业，葫芦也从原来的十块钱每斤，现在卖到二十块钱每斤。

　　胡一萍说，西山沟村村民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和山坡上共种植18000株葫芦，每亩葫芦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胡一萍：“一亩玉米大体是五百块钱，如果抛去成本的类的，但是种一亩葫芦的话，收入大概在四千块钱，它就要翻八番到六番，这只是纯卖葫芦条。”

　　在西山沟村建起的葫芦长廊，共计300米长，这个长廊不仅可以美化村里的环境，同时也是村里增收的一个主要途径，今年他们准备在荒山上再种植20亩葫芦，并为葫芦申请了无公害认证书。

　　胡一萍：“今年我们就准备再准备帮葫芦，做上一个外衣，给它申请一个商标，让我们的葫芦能够真正的走向市场。”

　　随着劳动力转移，现在不少农村变成了十八岁以下的在念书，二十岁以上的在打工，四五十岁的在留守，而这些留守的村民知识不多，很难找到致富的门路，这些大学生村官有技术、有思想，不仅引导农民致富有办法，对农村规范日常工作也提出了不少新点子。

　　记者在北京大兴区北臧村镇新立村认识了另一名大学生村官周绍爽，新立村因为交通便利，所以很多村民干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但是上任不久的周绍爽很快发现，村委会留底的档案合同不仅没有归类，甚至随意堆放。

　　出租房屋的合同几乎就是村民们的命根子，但是周绍爽却发现合同的格式非常不规范。周绍爽要做到第一个工作就是修改合同的样本，把各种合同分门别类，明确了双方的责权利。

　　周绍爽：“因为我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涉及过《经济法》然后我就是按自己所学的，再从网上其他收集资料，然后规定了这个《合同》，我希望将来我们这份《合同》能够真正的维护我们行政村老百姓的利益。”

　　新立村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个体工商户多，二是流动人口多。新立村不到2000人，但是流动人口就高达5000人，一直以来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都是最头疼的事，特别是一旦出现了在逃人员租用了村里的房子，那么村民就要同样承担法律责任。周绍爽要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加强所有新立村外来人员的管理。

　　周绍爽：“现在为了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也维护这些就是我们外来人口的利益，我们都必须进行登记，包括他们的照片，基本信息他们都有的。”

　　从周绍爽整理的档案，记者看到，房屋出租合同、外来人员登记材料等文件，被分成了20几类，整整齐齐摆放在档案柜里，而这些，在大学生村官来之前是根本没有的。

　　周绍爽：“这样之后我觉得村民要找什么也方便了，而且我觉得这样之后村里要有什么工作和以后的就是其他建设方面都可以有原始资料就比较全。”

　　 大学生村官背后存在哪些隐忧？

　　胡一萍、周绍爽这些大学生村官在北京郊区农村干得风风火火，今年北京市计划再招募三千大学生村官，全市大学生村官总数将达八千六百名，实现“村村有大学生”。有人把这些大学生村官比作新时代的知识青年，不过，然而，等待这些新知青的，也绝非坦途。

　　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大学生报考村官的选聘考试，记者发现这次考试报名人数共计218名，而实到考试人数仅有161名，这就说明，从报名到考试这段时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另有选择或者放弃了考试，其中除20几名高职学历的考生是北京生源的以外，其余考生全部是京外生源。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比例的京外生源的学生来报考北京村官？采访时记者了解到，从2006年起，北京选聘的村官按照聘用制，在村里任期3年，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和党支部书记助理职务，3年期满后，报考研究生的加10分，同时在任职2年时，为外地生源的村官解决北京市户口，而目前北京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岗位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的就是必须具有京籍户口，所以解决户口，成了外地生源报考北京村官最重要的目标。

　　在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同时，任职三年的待遇也不错，尽管不如大型国企和外企，但是相对于基层村委会其他人员，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在村里是排第一的，第一年基础工资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所以在能解决户口和相对不错的待遇下，少数学生把当村官当成了跳板，宁愿到农村混上三年，然后再次进行择业，而这一问题已经在部分基层农村显现出来。

　　记者：“混三年实际上就是为了得到一些优惠待遇？”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组织部部长：“对，他有的你比如说外地生源，他可能就是想，我表现不错一点，没有大毛病，我最后就把户口转来，然后我自己再找工作，我先把户口先进北京，有这个想法。”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任期已近两年，按照当初的承诺，再过3个月，人事部门将为第一批外地生源的北京村官解决户口问题，对此，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负责人表示，因为对中途辞职的村官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拿到北京户口后，将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学生村官辞职、另谋高就的情况。

　　大学生村官背后的这些隐忧，为我们揭开了一对矛盾：我国每年的应届毕业生总数大约为500万人左右，加上待就业的往年毕业生，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近600万人。然而，大学生就业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城市，这样一来，一方面城市里的就业已经趋于饱和，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急需大学生人才的农村又嗷嗷待哺，大学生到农村任职，是不是解决这对矛盾的最佳选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蔡永飞，毕业于中央党校，博士，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大学生村官现象，发表多篇大学生村官调研报告。他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大学生下基层，担任村官的政策，既有利于缓解越来越紧张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基层乡村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一政策所产生的双重效益十分深远。

　　中央党校博士蔡永飞：“满足农村、新农村建设需要，满足培养后备干部的需要，满足大学生就业的需要，可以说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蔡永飞也认为，这一政策中的某些细节值得商榷，例如包括解决户口和报考研究生加分等政策方面给出的优惠，并不利于大学生村官的发展。

　　蔡永飞：“首先你考公务员也好，考研究生也好，这是引导他离开的一个政策措施，我们的初衷是要让他留下来，然后这个引导他正好是让他离开。”

　　除此之外，蔡永飞说，经过几次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村官进村之后，都经历了热情、迷茫等心理变化，地方政府与大学生村官的平台搭建后，如何发挥学生们的作用成了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

　　蔡永飞：“没事做那在办公室呆着怎么办，那你扫地、擦桌子，打电话做个记录，这样有很多大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无所事事，他才寂寞、他才难受，没有事情可做。”

　　蔡永飞表示，事实上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反应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农村赶时髦，别人要大学生村官，我也要，要来之后又不知道安排他们做什么；二是我们的大学生村官大多数都是刚刚走向社会的学生，应该学会在新农村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蔡永飞结合自己的调研，给出了一个建议。

　　蔡永飞：“我个人特别欣赏河南省的做法，就是给他们创业发展，给他们做示、做成事、这样一个一个空间、一个舞台，让他们去真正把自己的这种智慧、力量、能力、跟这个农村发展结合起来。”

　　半小时观察：让大学生村官成为农村的一员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到了农村，他们不但成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带头人，还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个人发展的新空间。他们为农村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技术，而农村开阔了他们的思路、视野，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和梦想。同样的空间和舞台，当它出现了不同的表演者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让大学生去带领农村致富，让农村改变大学生的视野和观念。“大学生村官”是一种新现象，更是一种新思潮；它不仅代表着中央的号召，更代表着时代的潮流。但是“大学生村官”面临着太多的考验，首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面临着冲突，需要他们理性地对待；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大学生村官”意识到，他们不是来支援农村建设的，而是深入农村、成为这里的一员，与当地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理念，他们在农村的工作才会更顺利也更有效率。

　　套用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大学生来说，新农村建设就是他们的广阔天地；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需要为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大有作为创造理想、和谐的工作环境。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得到良性互动，不但能推动新农村的建设、为农村发展提供一条新的出路，也可以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一种新思路。 (来源：央视－经济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