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慧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刘方慧：我的知识没浪费

    很多人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上了那么多年学，再回到农村，是不是一种知识浪费？”

    我举个例子吧，我知道有一个和我一样学农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最后还是托关系去了一个什么铺设电缆的公司，工资高低我不知道，但是工作和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知识浪费。

    我觉得我所学的知识不但没有浪费，恰恰相反，我觉得在农村找到了施展的舞台。

    其实很多同学不是在找工作，而是在找一种“平衡”，找与自己“天之骄子”相称的位置。如果不能够摆正自己心态的话，就很难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鲁超国整理）   

    刘方慧本是一名农家女，父母省吃俭用供她上学，就是想让她“鲤鱼跳龙门”，将来有个好前程，不在农村种那二亩地。

    刘方慧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2004年从莱阳农学院本科毕业后，考上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2007年拿到硕士学位。

    让父母意想不到的是：硕士刘方慧却又回到了老家，干起了村官。

    回到农村老家“没有准备”的选择

    刘方慧目前的身份是胶南市大村镇河北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从大城市重新回到小山村的她并不健谈。

    对于目前的“村官”身份，刘方慧觉得比较幸运，“因为这是省里的‘三支一扶’计划，也是需要通过考试的，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我原来的理想应该是进一个植物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刘方慧所学的专业是“植物保护”，她不善言辞，在实验室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是她的爱好，与其他同学相比也显示出了优势。然而，就业的沉重压力让她感觉：想进入植物研究所的理想似乎太遥远。

    在更早以前，她上学的目标是：考上大学，走出农村。

    所以，重新回到农村，对她来说的确是一个“没有准备”的选择。“当时我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导师在安徽也帮我联系了一个单位。而我是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我省‘三支一扶’计划正在招人，我是截止日期那天报的名。”

    “说实话，在北京和安徽找的那两份工作，工资每月都是2000多元钱。我权衡了一下，虽然当‘村官’工资少了点，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当‘村官’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所以，刘方慧选择了回到胶南老家，回到农村。

    刘方慧当“村官”的协议期限是两年，每月工资及补助等加起来将近2000元。对于女儿当‘村官’的选择，刘方慧的母亲说：“我们那一代穷，上不起学，所以我们一定要供儿女上学。他们考上大学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剩下的路应该让儿女自己去走了，我们也帮不上什么了。”

    有自己的实验室编写“生产实用技术”

    2007年8月份，刘方慧作为山东省“三支一扶”一员来到家乡的大村镇河北村。

    尽管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于当“村官”也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来到村里报到的第一天，刘方慧仍感觉落差很大：“和我家所在的开发区阡上村相比，进村的道路全是大拐弯，七拐八拐的，差点转晕。来到镇上，没想到镇政府是这样的：几排平房。”

    “不过，农村是天然的氧吧，空气好。”当时的刘方慧努力找农村的优点来安慰自己。

    让刘方慧感到幸运的是，她所学的农业知识有了施展的舞台：她来到大村镇那一年，镇党委书记毕吉锋比她早来半年。经过调研，她决定在农村发展蘑菇和黑木耳等食用菌。

    “大学生这个资源在我们基层很缺，一定要充分利用。”大村镇党委书记毕吉锋说。所以，刘方慧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大村镇黑木耳种植基地技术员。

    刘方慧没有想到，来到农村之后，反而更接近了自己的“理想”，她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距离镇政府不远的一个院子门口，赫然挂着“大村镇食用菌黑木耳实验基地”的牌子。刘方慧的实验室则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平房，推门进去，满满堆放着圆柱形的食用菌棒，整齐地摆放在一层一层的架子上。

    “条件有点艰苦。”刘方慧边说，边用铁铲往炉子里添了几块煤，“不过总算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除了工作和照看实验室，她还坚持科研：买木耳培育的专业书籍看，根据木耳生产环节中的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结合具体实例，编写出了2万多字的《黑木耳生产实用技术》，在镇政府聘请专家修订之后，财政出资印刷了2000多册，免费发放给种植户。

    骑车子走乡串户传授食用菌种植技术

    刘方慧在镇政府有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宿舍。“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打算来吃苦的，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待遇。”

    刚开始，村民对这位文静、戴眼镜的大学生抱有更多的是不解和惋惜，“大学生来咱农村能干啥？十几年的学不是白上了？”

    村民种上食用菌之后，对刘方慧开始刮目相看，“以前种小麦、玉米之类的一亩地每年最多收入两三千元。现在种食用菌一亩能收入一万多。”

    “大学生回到农村不丢人，他们来了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来种地的，干活他们肯定没我们这些人有力气，但是现在种地也不是光靠力气就行了，种地也需要知识，知识在地里真能种出钱来。”河北村支部委员丁志华说。

    作为技术指导员，刘方慧天天骑着电动车到地里转悠，“有时候天很晚了也回不去，老乡们非要留我吃饭。”

    无论寒冬还是酷暑，她骑着电动车穿梭于方圆几公里的村庄之间。赶上灭菌时，她会一熬一个通宵教村民们如何把握烧火时间；接种期间，她就把接种室当成传授技术的“教室”，跟种植户们同吃、同劳动；大田管理期间，她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多钟，指导种植户把握好喷洒的水量……

    如今，刘方慧无论走到哪个村庄，都会有村民热情相邀：“闺女，来家里坐坐吧，尝尝咱种的蘑菇！”

    成了“村官”代表她表示要“把根留住”

    “刚来的时候确实想把这里当成一个跳板，现在我很想留下来。”刘方慧说。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我的舞台挺大的，镇里领导很看重我们。”刘方慧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她想培育单耳木耳，因为价格比普通木耳高很多，但是自己没有资金，镇书记毕吉锋得知后，自掏腰包拿出两万元对她说：“赔了算我的，赚了算你的。”

    “我们镇政府给大学生们搭建一个戏台，唱得好不好，关键看唱戏的了！”他补充道，“刘方慧唱得不错，都成了名人了！”

    说刘方慧成为名人，说的是2008年12月，作为优秀大学生“村官”代表，她参加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全国大学生“村官”座谈会。

    “她为什么能够成为优秀大学生‘村官’代表？”记者问毕吉锋。

    “是因为她扎扎实实地为村民办了一些实事。”

    “有些大学生‘村官’感觉无所事事，我觉得一是乡镇或村里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另外就是自己没有真正投入进去，为了公务员考试加分而当‘村官’。”刘方慧说。

    毕吉锋说：“如今，政府需要在平台搭建上做更大努力，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后顾之忧，为他们的将来负责，让他们把根留住。”

    “我们镇有个菌业有限公司，年薪三万也没有大学生愿意来，或者干着干着就走了。”毕吉锋说，“我想问一问现在的大学生：你们需要的是城市生活，还是一份好工作？所以想就业首先得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