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英

　　有媒体报道：“据专业机构调查，如今从都市迁居至乡下的英国人，数百年来头一次超过了从乡下迁至城市的人。”这则消息很有意思，因为在许多老知青心目中，上山下乡是那一代人的专利，英国人怎么也“秀”起上山下乡来了？虽然都是从城市到农村，也都称之为上山下乡，但文化背景和历史内容大相径庭，显然，英国人的“上山下乡”与“老三届”所经历的是两回事。

　　众所周知，上山下乡是上世纪的事，已经过去40年了，当初一腔热血的男孩女孩，如今两鬓秋霜，渐次步入夕阳红的人生晚景。时过境迁，尘封的历史也有了不同的阐释，如果把“上山下乡”的特殊语境和特定内涵剥离出来，以比较宽泛的视角来审析，不独现在的英国人，古今中外都发生过比较另类的上山下乡。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一千多年前从城里跑到乡下，弃官隐居，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为后人展示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陶渊明“上山下乡”时年已不惑，属中年知识分子，当然不能算“知青”，他辞去彭泽县令一职后再也没有出仕，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终老此生，是个典型的“上山下乡扎根派”。老外也有像陶渊明那样的特立独行者，19世纪中叶，美国哈佛大学有个高材生梭罗（比起“老三届”中学生，这是货真价实的“知识青年”），告别人们向往的城市生活，独闯大自然，住进自己搭建的小木屋，开创了美国版的世外桃源——《瓦尔登湖》，同时也延续了陶渊明所憧憬的田园梦想。

　　不过，离群索居的梭罗与愤而还乡的陶渊明，其行为均属精英化的个体范畴，而且具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是人生追求、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的个案，所以比较特殊，距我们也很遥远。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拯救农民的乌托邦运动，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看上去并不陌生，理解起来也几乎没有距离。民粹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峰时竟达数千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放弃优越生活的贵族子弟，而俄罗斯农民并不认同这些人，于是这种空怀梦想、不切实际的上山下乡几个月后便以失败告终。

　　近一两百年来，美国西部的移民开发，前苏联在其东部地区的垦荒运动以及建共青城等重大举措，也都可归属于“上山下乡”一类。

　　如今，通过各种渠道去农村的城里人日见其多。我有位朋友是公务员，提前退休了，过腻了大都市的生活，于是就跑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农村转包了几亩地，来个第二次下乡，悠哉闲哉地过起田园生活来。朋友的本意不是到农村去搞生产经营，他就是想找块庄稼地活动活动筋骨，呼吸呼吸田野的空气，回味回味插队的生活。用他的话说，一点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兜里有退休金。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三五年一晃而过，一不留神他的规模越来越大：本来有间土坯房暂栖身，现在青砖瓦房盖起了一大溜儿，高门大院，在当地绝对算是豪宅；转包的土地成倍翻番，几亩变成了一百多亩，最初只种点小麦和土豆，而今糜子胡麻莜麦葵花，什么稀罕种什么，许多商家有订单；猪羊鸡牛是自己养的，鸡蛋牛奶都是现成的，想吃什么蔬菜就到大棚里去摘；朋友好打猎，光细狗就有二十多条，他带着我到荒滩里撵兔子的时候，那阵势气派得令人羡慕。

　　朋友不知道梭罗和民粹派，但知道陶渊明。晚年的陶渊明“安贫守贱”，日子过得有些狼狈，不免求贷或接受周济；朋友比陶渊明强多了，兜里揣着旱涝保收的退休金，还有那么一大片土地，长工短工都雇，跟解放前的地主老财差不多。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朋友说累，说就像是上了贼船，身不由己，想下也下不来了。

　　我觉得奇怪，何以有如此心态？朋友说本想玩玩票，结果把自己套上了，像那些订单啊合同啊各种经营啊，还有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啊，搞起来挺麻烦的，你都得惦着啊！

　　想想也是。西哲有言：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朋友现在的状态，与过去下乡插队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农村也不是过去的农村了。

　　今天不能复制昨日的故事，21世纪也无法克隆20世纪的上山下乡，表面上看着很相似的东西，其本质未必相同。现在的上山下乡（姑且这么说）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没有了政策性的统筹分配，到农村去是多元化、多形式、多价值取向的选择——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当村官、城里人在乡村买房子包地、老知青回第二故乡投资、捐款、援建希望小学以及做生意等等，凡此种种，都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个人的选择。

　　个人选择的上山下乡，是当今社会的特点，也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