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指的是在经济资源、政治地位、文化水平、社会关系、社区威信、办事能力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参与意识,并对当地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或推动作用的村民。自古以来,乡村精英就是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及村民自治的发展,乡村精英得以重生和壮大,他们对于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愈益凸显。华西村、南街村等村庄的腾飞,就与当地乡村精英的积极推动关系甚大。

    近些年来,乡村精英通过升学、参军、提干、进城务工等渠道流出农村的情况相当普遍。从其客观效果来看,这些外出精英直接或间接地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并通过回寄资金、带回技术、传播现代观念、社会示范等方式,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乡村精英的大量、持续外流,对社会资本本来就十分匮乏的农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中央提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来,全国各地农村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目前,大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村庄明显感觉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此时,如能促成大量外出精英的乡土回归,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引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一,乡归精英作为农村发展的带头人,直接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外出精英通过在城市务工经商求学创业,阅历丰富,视野开阔,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相对较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多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一些致富信息和发展对策。此外,与普通农民相比,农村精英更具有理性精神和敏锐的头脑,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这部分人如能回归乡土,投资创业,往往会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头人。其二,乡归精英作为民众参与的聚合者,间接推动新农村建设。毋庸置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有组织参与是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中国农民自古就呈原子化分布,他们的自我代表能力与自我组织能力至今仍然很弱。如果能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这种情况或许能在短期内得以改观。国内某些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在聚合、组织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方面,乡村精英的作用是独特而重要的。因为乡村精英大多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村民更多的尊重、关注与信任,他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与村民的互动等等都会影响到村民的行动,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示范号召效应。而乡村精英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浓厚的乡土情结,也多会甘愿成为农民组织化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

    要真正促成外出精英的回流,显然要从增加农村引力和加大外界推力两方面着手,即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自身吸引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政策、制度的创新来适当加大推力。其中,如下三点应成为当前的主要着力点:

    其一,保持与外出精英的日常联络。外出精英不管身在何处,大多会心系家乡故土,有回报家乡父老的愿望和热情。但由于我国城乡差别较大,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完全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吸引外出精英回流还很不现实。在这方面,当地政府应放低姿态,注意与他们加强联络、互通信息、增进感情,做到以乡情感召人,以事业吸引人,以自我价值实现打动人。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这为农村人力资源重构提供了契机。那些身为农民子弟的大学毕业生无疑是乡村精英中的重要一族。当地政府利用这些大学生回乡休假探亲之际,主动亲近他们,这对吸引他们将来回报家乡是必要和有益的。

    其二,倾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外出精英最终是否回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创业环境的优劣。而当地创业环境的优劣,则直接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部门应牢固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千方百计为外出精英回乡创业铺好路、服好务,为其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手续上的便利,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必须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建设开明政府、诚信政府、法治政府,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上来。

    其三,改善乡村治理模式。基层农村的管理必须强化以人为本,突出智力在农村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从“人为组织服务”转变成“组织为人服务”。在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同时,相应地强化农民组织,完善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回流精英的参政议政作用,注意从农民精英中培养选拔村干部,将体制外的先进分子及时吸纳到党组织和村委会中来,使他们不仅经济上得实惠,而且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同时,要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体系、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中的政治整合作用。(张英魁 李兆祥 孙迪亮/曲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