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考入事业单位用媳妇嫁妆钱交房租
在北京这个繁华而忙碌的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学历高低不等,职业各不相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梦想:在这个城市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住所。然而现实却是——他们既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
如今,北京每年仍然新增常住人口50万,其中大学毕业生14万……有人曾说,年轻人暂时买不起可以先租房住。然而,大幅度、长时间上涨的房租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感受。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不得不在城市中像候鸟般频繁“迁徙”,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艰难打拼成了他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主题词……
1、“城市之大,难道没有一处安身之地?”
顺着公交944路奶东村站往北望去,便是朝阳区崔各庄乡奶东村,村里有一大片低矮的楼房,村中的主干道上,货车鸣笛的声音、摩托车的轰鸣、摊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垃圾随处可见。
滕飞(化名)就住在这个城中村里。
今年6月,他租到村里的一处小产权房,从望京搬到这里。这已经是他来北京后第八次搬“家”了。
2006年,滕飞从曲阜师范大学考入北京一所重点高校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从专科升到本科,再到研究生,对我来说,这个学历来之不易。”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和读书相比,北京的生活更让他体味着“几多艰辛几多愁”。
2008年初,离毕业的日子不远了,滕飞却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面对不多的留京指标,户口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成了一种奢侈品。为了能在两年后拿到北京户口,滕飞选择了参加村官招考。那年夏天,他成为北京延庆县沈家营镇的一名村官。
那时候,滕飞的爱人李梦(化名)在北京市区从事外贸工作,先后换过三四个公司,两人先后在回龙观、沙河、平谷等地租房。
“基本每隔半年就得换一次房。她每天早出晚归,光在公交车上花费的时间就得有五六个小时。”提起那段日子,滕飞感觉自己和爱人就像两只“候鸟”。
作为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滕飞并不想留在延庆农村。2011年,滕飞通过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调至延庆县一个事业单位。自此之后,租房更成为逃不开的梦魇。
为了方便李梦乘坐市区公交,滕飞在延庆县城南部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隔间。“五六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和厨房,经常排不上队。”滕飞说,扣除五险一金拿到手的月工资2000多点,每个月再给父母寄去1000多块,剩下的寥寥无几。
每天,滕飞骑自行车20分钟左右到达单位,而李梦则要早晨四五点起来赶公交车去市里上班。“这样的生活,她确实吃不消,只有在城里花二三百块钱租了一个地下室的床位。”
为了结束分居生活,一年半后,滕飞再次选择了公务员考试,并于2012年6月顺利进入北京市属某事业单位。
到新单位后,虽然他离北京市中心更近了,可租房的压力让他感到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
2012年6月,滕飞搬到北京望京阜通大街附近的一个筒子楼。“那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条件很差,屋里光线不好,墙壁斑驳破烂,门口正对着公共厕所。”滕飞说,就是这样的房子,月租金也要2000元。
祸不单行。
2013年春天,李梦因公司裁员而失业,养家糊口的责任就都落在滕飞一个人身上,每月5000元左右的工资显得更加捉襟见肘。迫于压力,两人不得不再次搬到如今居住的奶东村。
“现在,我媳妇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不管大小、不管条件如何,我总要给妻儿一个安身之所吧。”滕飞叹了口气,“签了19年,用着我媳妇家给的近10万嫁妆钱付了房租。”
从奶东村到单位,滕飞要倒一次公交、两次地铁,单程一个半小时。“晚上到家后的内容就是吃饭、遛弯、看书,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也很枯燥。”滕飞说,不是我们没有爱好,是因为我们“花不起”。
除了背负着对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的愧疚,对于远在老家的父母,滕飞更是非常担忧。“表面看是北京的公务员,是家里的荣耀,可是我这个儿子真是中看不中用。”
滕飞感慨,谁不想把父母接到身边,可目前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别说父母了。说到这里,他沉默良久。
夜晚,霓虹灯照得整个城市璀璨夺目,但是在这样繁华的城市里,难道真的没有他的一个安身之所?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店铺里那首《北京北京》再次响起,可是,北京对滕飞来说犹如一座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2、“房租不停地涨,我们越来越租不起”
淡蓝色毛衫、窄腿牛仔裤、可爱娃娃脸……9月25日中午,北京崇文门新世界附近某港式餐厅,31岁的张晓(化名)如约而至。或许是没休息好,她的脸上透着一丝倦意。
“可能很多人都很难相信,我和我老公,两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居然也存在租不起房的问题。”谈到现状,张晓的目光不自然地转到餐桌内侧的花上。
2008年夏天,张晓从北京某师范院校毕业,来到一家行业报社从事采编工作。让她忧虑的是,单位并未提供户口和编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北京求学三年,换来的却是“北漂”生活的开始。
刚走出校园,没有积蓄。那年夏天,张晓和同学在北三环牡丹园附近合租了一个两居室,她住其中的8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房租1200元。“屋里只够放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张晓回忆,每次晾衣服都得到对面屋里的阳台,很不方便。
“租客,最怕的就是搬家”。可是问题总是不期而至。
一年后,租房市价上涨,而她的收入水平却没有大的改观,只能重新找房。
“附近是学区,房源少,想找到便宜的房子真是难上加难。”张晓说,眼看房子到期,房东都要赶人了,房子还没有着落,真是焦急万分。
这时,她在网上看到北师大一间教师公寓正在出租,价格只比原来的房租高200元。她欣喜若狂,马上电话进行预定。
采访、写稿,面对日益严格的考核,张晓只能马不停蹄,除了绩效以外,她还要应付房租的压力。
“那时候,为了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加班到深夜,披着满天星斗回家。”由于工作和生活压力,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上经常要辗转好久才能入睡,枕头上掉的头发越来越多。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2010年张晓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同一年,她爱人也从北京某市属事业单位考入国家机关。
“工作稳定了,自然也想要一份稳定的生活。”张晓说,后来公公婆婆来京,一家4口在北师大附近租了个四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月租2400元。
“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四个大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张晓说,期间,小姑子带着孩子来京办事,房子顿时挤得要命。无奈,只有买了一张折叠床放在过道。
因为家庭原因,2011年初,张晓搬到公主坟附近的一处老房子,月租2900元。一年后,房东提出要涨价,不同意就要赶她走。“一气之下,我就又从那里搬到崇文门附近。本来计划要孩子,没想到检查出疝气,做了手术,要孩子又得拖个半年。”
如今,虽然住在繁华市区,张晓面临的压力却更大了。
“附近的房子动不动就是五六百万,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想到存折上可怜的数字,再看看虚高的房价,张晓很困惑,“房租不停地涨,我们越来越租不起”。
由于没有购买住房,日益上涨的房租也让她的家庭举步维艰。
“如果短期要不上孩子,我们就回郊区找个便宜的房子先住着。这里虽然离单位近,可是房租确实让我们喘不过气。”面对未来,张晓深感迷茫。
“像我们,既申请不上公租房又不符合廉租房条件,动不动就好几百万一套的房子让我们更是望尘莫及。诺大个城市,让我们住到哪里去呢?”
3、“不再回农村但却无法扎根城市”
9月23日,北京站广场,天空阴霾,淅淅沥沥的小雨打在脸上,透着丝丝凉意。
黝黑的脸庞、深邃的眼神、一身简单的迷彩、一把透明的雨伞,面前的彭峰,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与沧桑。
卖包子、开饭店、挖铁矿、拉矿石、搬建材、做中介……你也许无法想象,26岁的他曾经做过的工作如此繁多。
去年八月,彭峰只身一人从河北邢台沙河农村来到北京,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生活。在这个城市,他曾经挥汗如雨,也曾经身无分文,他想过放弃却又选择了坚持。所有的付出只为了一个梦,那就是在这个城市扎下根。
刚到北京,彭峰人生地不熟,只能借住在老乡那里。这不是长久之计,四五天后,他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在通州八里桥建材市场四处溜达。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一间六平方米的平房,每月240元的房租还勉强能够承受。
“屋里放了一张小桌和一张一米二的床,连个简易衣柜都放不下了。”记者跟随彭峰的思绪回到一年多前。
那时,正值盛夏,彭峰的心也像火热的日光一样对这个大都市充满热情。“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落脚吧。”没有学历,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只能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为了生存,彭峰来到八里桥建材城当起了搬运工。
虽然,他曾经下过铁矿、拉过铁矿石,也卖过包子、开过饭店,可是搬运工的工作还是让他吃尽了苦头。
“手上磨出水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到了晚上,感觉两条腿累得都不想要了。”彭峰眉头紧锁,“那时候心里真是很矛盾:希望多点活儿,能按时交上房租,能吃上一口热饭,可活儿真的多起来,又累到绝望无助。”
搬运建材对体力是个巨大的考验,三个多月下来,由于膝关节磨损严重,彭峰不得不放弃。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通州果园附近看到一则招聘房产经纪的广告,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彭峰参加了面试并顺利被录取。新的工作地点距离八里桥五公里,为工作方便,他在果园附近找到一间地下室。
一个旅行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搬家,对他来说,就像一次简单的出行。
40多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排队洗漱成了那里的家常便饭;没有暖气,晚上回去就拿电热水壶烧壶热水烫烫脚,趁着热劲钻进冰冷的被子里;自来水冰冷,虽然一次要投币三块,他也咬牙把衣服放入公共洗衣机;屋里太冷,每次洗完澡,没一会儿头上就结满冰碴子……在那个地下室,彭峰的心和寒冷的季节一样被冰冻起来。
“那时候,工作刚刚起步,一个月2000块左右的收入,除去房租、吃饭,总还要卖一两件过冬的衣服吧,就所剩无几了。”
就在那年的腊月,彭峰的生活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那一段工作干得不好,手里就没剩什么钱了。没办法,就吃了一礼拜的馒头加咸菜,之后又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泡面和烧饼。”
说起那段日子,彭峰深感不堪回首:“后来一次恶心得难受,在果园环岛那里吐到不行。”
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四个月后,已是初春,彭峰的心随着气温的回升开始复苏了,他又跳槽来到通州梨园附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很快,他就有了第一笔签单的生意,顺利结束了试用期。如今,彭峰负责管理公司代理的十几套房子,由于收入有了不小的改观,今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住进真正的楼房。那是一个90平方米左右的小三居,住着8个年轻人,彭峰就住在客厅中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隔断间。
房子的客厅朝北,常年不见阳光。可是彭峰却对此感到很满意,他说他并不喜欢阳光。
作为一个“北漂”,彭峰的生活充满苦涩,可是他并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同龄的朋友谈论的都是老婆孩子的话题,我说的他们都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也不感兴趣,感觉回去融不进去了。”
可是,他又如何真正融入北京的生活?
“我想在这里扎根,可是在北京买房是不可能了,只能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干得再好点,不要再搬来搬去。”
每天早晨四五点,彭峰就会从睡梦中醒来,看着天空一点点发白。醒着的他,脑海中就会冒出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哪里,我的家又在哪里?”……(本报记者李慧)
我说几句
应加大房屋租赁监管力度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龙炳煌
房屋租赁市场的管理漏洞是导致租金无序上涨的重要原因。由于房屋租赁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未形成统一的交易场所和买卖合同,有关部门很难全面掌控具体信息。同时,多地已实施的《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也只是规定“房屋租赁期限内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擅自缩短租赁期限、增加租金”,并未详细对价格制订标准、监管程序等予以明确。
租房价格上涨需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
住房租金长时间连续上涨,不仅仅是市场问题,还会衍生出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房租高企将使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出现逆向流动,根本上,这不利于社会积极创富与财富蛋糕的公平分配,甚至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要鼓励和促进二手房交易,让大量的空置房和存量房流入市场,以增加供应去平抑房价。
解决“夹心层”住房难需“两头”突破
浙江大学金融系教授景乃权
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难题必须从市场和保障“两头”突破。要遏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同时加大力度推进保障房建设,适当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用地供应。今后的买房难,主要还是“夹心层”的买房困难。如果从市场和保障“两头”突破,买房难的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年轻人要逐步实现住房梦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中低收入家庭是夹心层的主体。要真正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不能忽视“夹心层”的问题。纵观全球,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城市房价都是不便宜的。年轻人要充分认识大城市高房价的现实,综合考虑自身各种因素,改变“一步到位”的住房追求,逐步实现住房梦。(李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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