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朝阳区某街道，大学生社工正为街道老年人办理老年证。

继设置大学生“村官”岗位之后，去年年初，北京市又首次启动了选聘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工作计划，政府将以出资购买社会工作者岗位形式，选聘2000多名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到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商务楼工作。

　　去年7月，选聘首批高校毕业生到社区的工作基本完成。1984名应届毕业生和492名大学生“村官”陆续到社区上岗，其中近三成为研究生。据北京市社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社会工作者并非是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明两年，北京市政府还将购买3000个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岗位，力争实现每个社区都配备两名大学生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进程，是北京市今后社区工作的方向。3年内，北京市计划将具有社工师职称的社区工作者比例由目前的6.8％提升到50％以上。而目前北京市社会工作师的缺口在1万人以上。去年，由政府出资购买，选聘近2500名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工作正是向这一目标迈进。

　　一年过去了，记者在采访时却意外地发现，去年上岗的大学生社工目前已严重流失。在记者随机调查的10个接收大学生社工的社区中，一年内总计13名大学生社工就有6人选择离开。而在留守的7名社工中，还有6人对工作现状表示“不满意”，仅有1人表示“可以接受”。

　　那么，是什么冷却了这些大学生当初的豪情？现实生活与他们最初的梦想有多大差距？为此，记者采访了三位大学生社工。

　　胡妮的委屈

　　张贴社区通知是供职于北京市朝阳区某街道社区的大学生社工胡妮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胡妮告诉记者，在工作中，她多次被好心人“劝退”。一些老年居民告诉她，只有他们那个岁数，才会选择到居委会工作，“大学生当社工，是大材小用，不务正业”。

　　有一次，胡妮帮助社区居民王大爷办理老年补助，王大爷认为她工作很利索，学历又很高，留在社区工作非常不值得，便劝小胡离开社区，到他儿子的公司工作。在他儿子公司，可以给小胡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

　　胡妮向记者坦陈，王大爷的一番话让自己“很受刺激”。她说，工作一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人认为，当社工，就是养老。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出来做社工，都被视为没出息”。

　　对于像胡妮这样初入社会的大学生社工来说，工作一方面不被理解，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委屈，这一度让他们很不适应。

　　“以前，总觉得社区工作者很平凡。但当自己成为社工时，才体会到，那些默默付出的老社工很了不起。”工作一年后，胡妮对此深有感触。

　　今年7月13日，胡妮被所在社区居委会评为“优秀大学生社工”。但是，这项荣誉没能带给她快乐，反而让她想起在工作中受到的种种挫折。

　　作为试点，胡妮所在的社区是最早为80岁以上老人办理老年补助的社区。由于是第一批试点，宣传力度不够大，所以胡妮总是挨家挨户去通知，并且一一备案建档。由于刚来社区工作没有完全掌握社区80岁以上老人的资料，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养老院，不了解情况的胡妮，以为家里没人，便将资料顺着门缝，塞进老人的家里。

　　然而，当老奶奶从同伴的嘴中获悉社区补助的事宜而居委会没有为自己办理时，生气了。在儿子的搀扶下，老奶奶找到了胡妮。没有给胡妮任何解释的机会，母子二人对她大加指责……幸亏社区书记及时解围，才帮她解脱了“罪责”。

　　胡妮告诉记者，社区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和居民争吵，即使有委屈，也得忍着，然后想着怎样改进工作。”

　　黄海的苦闷

　　“社区工作琐碎而枯燥，不容易让人有成就感，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大学生社工黄海对记者这样说起一年来工作的感受。

　　黄海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妻因为闹离婚，找到了居委会，领导安排黄海负责接待。

　　黄海了解到，这对老夫妻因为结婚的时候没有领结婚证，因而无法离婚。为了办离婚，老两口让他们的儿子张某四处咨询。张某跑了多个部门，最后都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怀着一肚子怨气找到了居委会。

　　黄海先是细心安慰，让他不用着急，然后带着他走访相关职能部门，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终于帮助老人拿到了结婚证，也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老人的儿子对黄海十分感激，也为最初粗暴的态度向黄海道歉。

　　尽管越来越受到社区居民和居委会领导的赞赏，但是众多琐碎而又简单的工作更多的时候让黄海苦闷不已。

　　至今，黄海和其他两位同学合租在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早上7点起床，7点半准时出门，早餐在路上解决；8点半到达单位，查收邮箱，浏览一天的工作安排；9点上街道办事处，办理报销；11点赶回来吃饭；下午1点去社区统计人口普查；下班前，将一天总结报告交给居委会主任……

　　这就是黄海一天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工作，黄海说这并不是她所喜欢的工作环境和状态。黄海向记者坦白:过去的一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成熟了许多；代价则是“没劲，受煎熬”。

　　尽管如此，黄海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杜义南的迷茫

　　与黄海的选择不同，杜义南的心理落差显得尤为明显。一年以前，从做社工第一天起，杜义南就打算发挥自己的所长，大干一场。杜义南所学专业是社会学。大学期间，他曾下定决心，毕业后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然而，在社工岗位上工作一年后，这个曾经激情万丈的年轻人，自称“如泄了气的皮球”。

　　有一天，社区居民王大爷和李大爷因为争吵，上居委会评理，杜义南当了一回“和事佬”。杜义南了解到，两位老人结怨已久，经常为一些琐事争执。这次的争吵，也是源于一件小事。根据以往经验，遇到类似情形，调解者只需在中间说几句好话，让两个人有个台阶下，事情也就过去了。不过，杜义南却不这么想。

　　杜义南告诉记者，他先是向二老介绍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二老今后不再因为一点小事儿争吵不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

　　“谁成想，这样的道理，在老人那儿根本行不通。”杜义南回忆。原来，在两位老人的观念里，法院是只有坏人才去的地方。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二老不再争吵，转而把杜义南当成对手，当成“教育对象”。

　　“后来我也反思过，我还是书生气太重，纸上谈兵的多，有想法，但不实际。”杜义南向记者坦陈。

　　还有一次，在社区居委会例行的工作准备会上，针对即将开展的工作，杜义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方案，却遭到了领导和同事无情的否定。受到几次打击的杜义南自称如今多数时间在重复着毫无创造性的工作，这让他感到疲于应付。

　　收入的拮据

　　让胡妮们感到反差的并非只有工作环境。以黄海为例，每月收入3000元，扣除五险一金，拿到手里的，只剩下1100元钱。支付房租800元，日常其他开销要200元左右，每个月还要给正在读书的弟弟寄去100元生活费。一年能有多少积蓄？黄海说不清，她只记得，去年过年回湖北老家，往返的车费和开销就花掉她一年的“私房钱”。

　　“不敢吃贵的，不敢想将来，更不敢想买房。”这让黄海感到十分不安。

　　胡妮对此感同身受。她的老家在安徽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收入十分微薄。本想着把胡妮培养成大学生好赚钱养家，可是现在女儿的收入也只够让自己勉强在北京生活。

　　“毕竟爸妈供我上大学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而我现在每月只能挣1100块钱，房租就要800块钱，加上伙食费300块钱，一个月什么都剩不下，更别说再寄给爸妈了。”面对现实，胡妮很无奈。

　　而杜义南一个月的工资是900多元，每个月房租就要花掉700元，而剩下的200元还不够吃饭，更别提其他花销了。今年26岁的他还面临着结婚，而每月900元钱让他对这些事情想都不敢想。父母虽然支持他的工作，但是对于他微薄的薪水却一直颇有微词。

　　其实不想走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3名大学生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今年5月，杜义南递交了人生中第一份辞呈。他辞去了社工一职，就职于一家外企。现在他月薪4000元，工作干得得心应手。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梦想，最终没能坚持。不过，杜义南告诉记者，等国内的社工体制再完善一些，他的积蓄再多一些的时候，他会选择回到社工行业，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

　　至今，经常在社区张贴居委会通知的胡妮，自称仍然在和内心做“最终的思想斗争”。“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我随时可能离开。虽然这份职业寄托了我的梦想。”

　　黄海最终选择了留下。“外界说社工是‘剩者为王’，我就试着做这个‘王’。不过，留下，真的需要坚韧的意志。”她说。

　　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的安书记在社区已经工作十余年了，担任书记也三年多了。谈及大学生社工，安书记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了。原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原因已经在社区工作中愈发吃力了。特别是现在的社区都在向国际化发展，这个时候引进大学生做社区助理，正好满足了社区工作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走进社区，服务于社区。”

　　据了解，安书记所在社区的居民有工薪阶层，也有公司白领、企业老总和外国来京工作人员。“工作时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服务内容、手段、水平也需要不断扩张。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把目光单一地放在大爷大妈的身上了。我们需要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而大学生正是这类人才的代表。他们年轻，有知识，适应能力强，可以迅速地融入整个社区工作。同时，大学生的到来带来了活力与动力，并使社区内部的竞争机制活跃起来。可以说，大学生到社区工作意义深远。”安书记说。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主管社区的曾书记针对大学生进社区的好处举了个例子:“麦子店是国际化社区，众多的国际友人也是我们工作服务的对象。以前，我们每次与外国人沟通都非常困难，随着大学生的到来，沟通就便利多了。他们不仅有语言的优势，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国际上关于社区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思想，这有助于我们社区工作的提高。”

　　尽管大学生社工带来的好处非常多，但是社区现实的条件很难让大学生安心地留下来。安书记对记者表示，大学生社工入职时，给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年薪3.4万元，但他们实际拿到手的，只有每月1000多块钱，租了房就所剩无几了。而且，上岗的社工很多不是在从事法律普及、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工作，而是与过去的居委会一样，承担了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办理上级部门下达的公文事务，这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是浪费。

　　请你留下来

　　如何更好地留住社工，安书记建议，尽快解决大学生社工的待遇和户口落户问题，考虑拿出资金在辖区内租房子提供给这些大学生社工，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并对社工的岗位进行更准确定位，减少事务性的工作。

　　针对现在大学生社工流失严重，许多大学生社工没有归属感的问题，一些社区也在做些积极的探索。为了强化大学生社工对自身角色的认识，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办就特别推出了“我来了”系列拓展活动。据社会办副主任董会生介绍，通过“我来了”系列拓展活动，改变了以往“组织强调岗位要求，组织倡导岗位奉献”的发动模式，借助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搭建个人能力展示平台，从而孵化出全身心投入社会建设中的平民英雄。

　　董主任同时认为，举办“我来了”系列拓展活动，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帮助大学生社工认识自身潜能，增强自信心，改善自身形象；克服心理惰性，磨炼战胜困难的毅力；启发想象力与创造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群体的作用，增进对集体的参与意识与责任心；改善人际关系，学会关心，更为融洽地与群体合作；学习欣赏、关注和爱护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