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8岁、满脸书卷气的大学生“村官”崔杰，挪开面前会议桌上的材料和茶杯，摆上一只绿色的大纸箱：“这是我为村里设计的‘心意缘’牌龙眼包装箱，销路很好，请大家鉴赏。”会场里顿时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
　　这是5月4日下午在重庆举行的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与会的“村官”代表有39名，口音不同，面孔各异，有的乍一看还是青涩小伙、黄毛丫头。他们代表了重庆实施“万名‘村官’计划”以来选派的2000多名大学生“村官”。

　　他们是这样从天南地北来到重庆农村的：25岁的张涛独自拖着行李，离开云南昆明理工大学，先后换乘了两次汽车，再乘摩托车，摇摇晃晃地找到工作地——重庆江津区柏林镇四面村；26岁的杨晓放弃重庆主城区一所大学教师的工作，到经济欠发达的渝东南地区酉阳县泔溪镇大板村当“村官”；26岁的魏钦海离开广东茂名的老家，到重庆黔江区中塘乡迎新村干起了党支部副书记……

　　几乎每个人都有在农村“栽跟头”的经历。一日只吃两餐的酉阳县农村习俗，让杨晓感到不适应；来自东北的满族女孩李飞说，自己当时最大困难是听不懂巴渝方言。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张腾凤协助村里建起了农家书屋，但一度门可罗雀，让她觉得很困惑。一些“意外事故”也不时发生——綦江县古松村的大学生“村官”王天武为了见一名返乡农民工，夜里在田间赶路，被狗咬伤，摔倒在冬水田里，事后大病一场。

　　为了融入环境，“村官”们主动爬山路、下水塘，走家入户访问，学着说本地方言。“村官”们发现，村里缺的是人才，急需的是解放思想。他们逐渐适应着农村工作，开始发挥作用。

　　杨晓所在的酉阳县大板村，自然条件恶劣，一些村组即便是晴天也要爬3小时的险陡山路才能到达，就算种了无公害水果蔬菜也运不出去。去年11月，杨晓得知世界银行有改善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的扶贫项目后，毛遂自荐，通过公开竞选、现场答题，为大板村争取到了世界银行的40万美元扶贫资金，用于改造道路、完善水利设施。杨晓说：“我现在正和村干部们一起，为‘组组通碎石路，家家通自来水’努力。”

　　崔杰所在的丰都县兴义镇是龙眼之乡。初到村里工作时，正值村里的800亩龙眼刚刚挂果。看到老乡们挑着满筐的优质龙眼在路边低价叫卖，学市场营销专业的崔杰产生了为本地龙眼做包装、打品牌的想法。他打造了“心意缘”龙眼品牌，到各个乡镇上门推销，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销售了3000盒龙眼，实现产值68万元，为老乡们人均增加收入1253元。目前，崔杰正筹划着通过贷款发展龙眼等食品加工业，为乡亲们提供就业岗位。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李飞在万州区龙安村主抓“新农合”医疗农户参保工作，通过认真讲解政策，说服了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让他主动成为“新农合”宣传员，使龙安村的参保率在几十天时间里迅速上升。魏钦海制作了一张“村情图”，详细标明村里哪里适合种蚕桑，哪里适合种烤烟，哪里住着特困户，哪些院坝有矛盾要调解。靠这张村情图，魏钦海帮助村里建成了以200亩高山娃娃菜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为依托的“田园技校”，提高了农民们种菜的技术水平。

　　对于将来的打算，大学生“村官”们这样说：

　　“看着我在村里的工作越来越忙，责任越来越重，我觉得值！”梁平县万年村的王爱萍如是说。

　　“作为综合治理专干，老乡们叫我‘大学生和事老’。”九龙坡区双骑龙村的彭小军说，“我还要继续把‘和事老’当好，做和谐农村的使者！”

　　“我是满族，但为老乡们服务永远不‘满足’。”辽宁女孩李飞说，“我将来的打算就是：学吃重庆饭，学说重庆话，为重庆乡亲们办事，很可能还要做重庆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