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四年开始至今，我省几千名大学生来到黑土地的不同村庄，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成功精彩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本报记者 鞠红梅

　　融入

　　[序幕]

　　“今年的村官选聘很激烈啊！”“以前好像没人知道，今年怎么这么火。”

　　2日，又一个“黑龙江大学生村官预备”QQ交流群人数达到上限200人。在“黑龙江大学生村官”交流群里，现任村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并紧急开设新群，以期给准备报名的大学生以指导。

　　上个月，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今年全省计划选聘1428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从4月23日起至5月8日17时进行网络报名。

　　报名至今天尚未结束，已有“现任村官”预言，今年会是报名最多的一年。

　　“现任村官”们的QQ签名大多很励志，比如“自己选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我的决定是慎重的”、“做最佳版本的自己”……他们脚下的“舞台”，十分朴实，他们在努力地——华丽起舞。

　　[第一幕]

　　融入

　　“同一件事，他们的认识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不能要求他们理解我，只能是我尽量融入他们。”

　　坐在长途汽车上，于康宁心里充满了茫然，还带着忐忑。

　　时隔两年半，他对那天的心情记忆犹新。从那天起，他在乡村里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在同样经历的人群里寻找自己的职业定位。

　　2009年11月9日，于康宁从一个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生，变成了哈尔滨市尚志市亚布力镇国光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虽然经过了笔试、面试、体检等层层考核，但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村里的环境和他的想象有出入，想象中漂亮的村委会，其实是一个俱乐部改造而成。而他就住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住大炕。到岗时正入冬，屋子又大又冷。

　　好在，多数大学生村官都遇到了一个热情的村支书或是村主任。“村书记对我特别好，知道我没地方吃饭，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有时候我还到书记家去吃饭。”

　　吃住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来说几乎完全不是障碍。“既然当了‘村官’，就总想干点什么。”类似的话，不止于康宁这一个村官说过。

　　他们认真面对、并不断思考的，是如何立即“融入”。

　　“同一件事，他们的认识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哈师大计算机专业2011届毕业生田超，现已成为黑河市爱珲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的村主任助理。他说：“农村的事和城市的事差距很大，农民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事方式，我所在的村，多数村民是初中文化水平，我不能要求他们完全理解我，只能是我尽量融入他们。”

　　大学生当村官，是党员的，一般做村支部书记助理；不是党员的，做村主任助理。但无论什么岗位，农村事务的琐碎，都出乎他们的预料。

　　有一次，村里两个壮汉醉酒打架，两人居然打到了村委会，还让田超来评判是非。在田超的想法里，治安事件理应由公安机关处理，怎么在农村还需要由村官处理呢？但他还是搜肠刮肚地想以前跟村主任走访时，村主任给他介绍的村里各家的情况及用词，好言相劝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平熄了两人怒火。

　　类似的事情每一个大学生村官都遇到了很多，“鸡毛蒜皮的事非常多。就是通过这些事，逼着自己融入他们。”田超说，只有融入，才能知道村民的需要，知道自己该做的是什么。

　　[第二幕]

　　创业的切入点

　　创业，是大学生村官们的痛苦之源，也是幸福之巅。他们寻寻觅觅的，是一个切入点。

　　当村官近7年，康茁始终孜孜以求的是创业。

　　国家和我省都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希望通过他们助推一方经济发展、带动一方群众致富。“创业”既让大学生村官的心里沉沉的，又让他们的心飞得高高的。

　　采访大学生村官并不顺利，记者一度连续遭到4名村官的拒绝。康茁接受采访前也犹豫了很久，但他的犹豫并非来自创业失败或是没开始创业，而是觉得“好多人一起干的，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康茁是大学生村官的“先行者”——2005年毕业于哈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年7月参加了全国首批“三支一扶”计划，作为支农大学生来到南岗区红旗满族乡人民政府，2008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继续扎根农村，当起一名大学生村官。

　　康茁当村官，不是就业无出路之下无奈的选择，而是他真正的理想：“我是农村孩子，在城里读完书，就想回到家乡真正做点事。”

　　初当村官时，哈尔滨市的农村合作社还刚刚兴起，棚室种植也不普遍。康茁在思考乡里的优势时，想到离哈达蔬菜批发市场很近，因此，就想发展棚室蔬菜，直接卖到批发市场。他和几个蔬菜种植大户商量，想成立一个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由于一些村民对此热情不高，康茁和几个大户便自费到山东寿光学习。

　　“到了寿光才知道，那里蔬菜不但品种好，而且种植技术先进。”康茁说，学了半个多月，拿回来一些西红柿、黄瓜种子，采用他们的种植技术，第一年试种，发现一个大棚的产量居然提高了一倍。实际效果成为了村民加入合作社的动力。2009年7月，哈尔滨市志林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农民既可以入社也可以用土地入股，入社必须新建棚室，服从合作社的统一管理，合作社为入股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年底按照收入进行相应比例的分红，每栋棚室收益的70%直接分给农户，30%用于合作社发展和给农户进行培训学习。现在，康茁他们的合作社成员约40人，大棚70余栋，转移劳动力200多人，年产各种蔬菜、水果150多万斤，纯收入100多万元，初步形成了产销一条龙的种植模式。

　　康茁还实践了一个“乡村大礼堂”的创业想法。

　　这个创业的切入点，还是源于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想法的了解。他发现，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由原来的单门独院向多层新居过渡后，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给红白喜事的操办带来了不便。以前，村民都在自家庭院内宴请亲友，现在，不便在新居内置办酒席，也不大可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去酒店。所以，康茁想到建一个礼堂，村民可以租用，仍是自己买菜做饭，但每桌收10元钱的出租费。同时，还可以作为村民健身、娱乐、扭秧歌的室内休闲场所。礼堂带有公益性质，每月大约也能创收2000—4000元。

　　[第三幕]

　　独有优势

　　于康宁是村官里的“名人”。《扬子晚报》的记者还帮他卖过木耳。

　　与村民相比，大学生村官具有他们特有的热情、眼界和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是因此，找到了自己的创业方式。

　　在村里工作一年多以后，于康宁终于想到了一个比较取巧的创业点子——在微博上卖木耳。这个点子甚至让他一举成名，国内的一些媒体对他进行过报道。因为，他是在微博上卖村里特产的“村官第一人”。此后，全国各地均有村官效仿，卖土豆的、卖白菜的不一而足。

　　去年6月，于康宁灵机一动，通过新浪上的实名微博，卖村里的特产木耳。没几天，就引起了《扬子晚报》记者的关注。于康宁说：“那位记者说，我帮你卖吧。他在报纸上发了一条500字的稿，当天，就有100多位读者打热线电话，表示想买木耳。这家报纸一共帮我卖出了500多斤木耳。”

　　热情、乐观、戒备心不重、反应快、想法多……这些特点都助推了于康宁的创业成功。“从村里大户手中收木耳，如果批发商的收购价是34元一斤，我就出36元。卖得越多，对村民致富的拉动作用越明显。”

　　和许多创业的村官一样，于康宁也遇到了各种阻碍和困难。他不但在微博上卖，还有网店。但是，受物流不发达的限制，有时候订单多了，他的木耳送不出去，只能少接订单。

　　创业资金少也是一个障碍。“网上售卖资金回笼慢，常常得木耳发出去以后15天才能收到钱，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于康宁很想得开，“至少我把村里的木耳卖到了上海、南京、北京一带。”

　　“在合同期里，能把一件事做好就行。”于康宁的想法代表了很多大学生村官。

　　[第四幕]

　　寻找归属感

　　10天前，康茁递交了成立“哈尔滨市大学生村官联合会”的申请。联合会更像是村官的“情感归属”。

　　要融入村里的“圈子”，又要寻找相同处境人的“圈子”。要靠近村民的想法，又要跳出村民的想法——这些看似纠结的努力，都是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归属感。

　　即使当上了村官，他们也要努力摆脱“飘”的感觉。

　　“窝在村里，很怕和外界失去联系。”“我们没有编制，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员工。村里的工作与上级联系很紧密，但我们自己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有时候，与村里会有脱离感。”“签了3年合同。很希望合同到期还能留在村里，但不一定能留下啊。”“还是想考公务员，各种单位定向招收大学生村官的招聘信息也会留意。”……

　　无论怎么“融入”，大学生村官终究不是村民。他们的情绪、想法，需要相同经历的人来安抚。

　　虽然我省选聘村官本着回到入学所在地的“就近”原则，每一批村官都分散四方，但所有村官们，都在寻找着一个精神上的集体。

　　QQ群、新浪微博上的“村官群”，还有“大学生村官网”，村官们尽量地开辟着交流的渠道。

　　可是，网络上的并不够。去年，于康宁、康茁等大学生村官组成“黑龙江代表队”，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村官信息化建设比赛。虽然由于比赛的主办方出了问题，比赛不了了之，但这些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村官却互相结识了。

　　这是一个更加缩小了范围的“精神集体”。

　　“大学生来到农村，就得发挥自己的优势，起到作用。”康茁说，大学毕业生绝不能丢掉自己的知识、眼界优势，可是我们到了村里，培训、学习的机会不多，因此想找到一个集体，互相学习、鼓励、提示，也让创业有个目标。

　　10天前，康茁牵头，递交了成立“哈尔滨市大学生村官联合会”的申请，在筹备阶段，全市有54人报名。康茁预测，如果注册成功，会员将会发展到1000人。

　　康茁预测的1000人的背景是——2004、2005年我省先后两批选派2342名“村村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基层从事为期两年的志愿服务。2006、2007年，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自愿继续在农村服务的“村村大学生”志愿者续签6年服务合同。2009、2010年、2011年三年全省又选聘了约2000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第五幕]

　　想留下

　　如果有机会留在这里，我还是想留下。就是结婚得受点儿影响，如果找个村里媳妇，得先准备10万元彩礼。”

　　田超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前途，自己所在的村很有发展前景，“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村里正在搞旅游。”

　　在田超眼里，村官的工作挺有意思的。比如，他从来没想过，村官还要兼当消防员。

　　田超去年10月末到了村里，正赶上秋季森林防火。虽然以前也在农村居住过，但他从来不知道林区防火居然是这样的——坐上消防车，在森林里昼夜巡逻四五天。期间，还有几天要在野外过夜。村官当然不会像户外运动者那么装备齐全，基本就是找一个农民搭建的“地营子”里过一夜。

　　田超赶上了一场森林大火。其实巡逻时也发现过一些小火，“枯草、枯树叶温度高了自己就会着，还有一些烧荒之类的原因引发的火灾。”小火都被他们及时扑灭了，但是那一场的火势很大，他们靠近不了，只好退回村屯。“挖地沟，保护村屯”。

　　在农村，羊圈、猪圈着火也时有发生。田超所在的村子离市区76公里，市里的消防队即使来了也晚了，所以乡里有一台消防车。一有火情，田超就坐上消防车去帮忙灭火。

　　每月约两千元的收入，田超觉得待遇很好。“如果有机会留在这里，我还是想留下。”唯一“不好”的就是结婚困难。“在农村接触的人太少了，如果找个农村媳妇，得先准备10万块钱彩礼。”田超笑着说，“娶个农村媳妇费用挺吓人啊。”

　　离开的村官，也都恋恋不舍。

　　去年，闫立国从一名村官变成了公务员。

　　他是“2009级村官”，曾在延寿县双金村任村主任助理。当时签的合同是两年，两年期满，他考上了公务员，成了延寿县法院的一名书记员。

　　“当村官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这段经历让我更了解基层的生活，也很锻炼人。”闫立国说，在村里经常要解决一些村民纠纷。像有的村民犁地时把别人家的地也犁了，他犁的地应该由谁来种，都要找村里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解决问题和为人处事的经验。“这些阅历帮助我考上了公务员，现在的岗位很理想。”

　　在大学生村官微博里，“三年期满，考不上公务员，续聘还是离开”一直是热门话题。

　　国家鼓励大学生村官考公务员，一些企业也定向招收合同期满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对此有复杂的情绪，一位村官说：“当然是考上公务员最理想，但对村里肯定有感情。村里人都认为我们两三年之后就得走，想想挺伤感的。”

　　是走是留，村官们有自己的选择依据：“在村里三年还没有干出点成绩，那就果断离开，为了自己，也为了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