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基层工作成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就业选择。

　　本报记者赵金阳摄（资料片）

　　本报记者李文鹏郭静

　　1992年，人大硕士杨本伦回山东老家当村官，一时成为举国关注的“明星人物”，而如今，山东每年都要选聘上千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近20年来，大学生村官在民众眼中从难被理解到习以为常，他们的心态也少了些意气飞扬，多了些成熟和理性。

　　经历了就业理念和用人制度的不断变迁，被称为“新知青”的大学生村官们发现，放下身段后天地更宽广。

　　从“惊世骇俗”到渐被接受

　　对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到基层就业已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而18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杨本伦当村官，却被称为“惊世骇俗”。

　　1992年10月，28岁的杨本伦主动放弃了在国家人事部的工作，回到山东老家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当起了村支书。作为农家子弟的杨本伦，能跳出农门吃上中央机关的“皇粮”，也曾心满意足，而国家机关工作日复一日的循环让他有些厌倦，于是他选择了自认为“大有作为”的农村。对于他的这个选择，有人惊讶，有人不解，有人赞叹。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批示：“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

　　从2008年开始，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决定用五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我省2008年共选聘2599名高校毕业生。而2009年，我省选聘的大学生村官达到了2823名。

　　随着大学生村官的普及，特别是回乡创业大学生的增多，村民们对基层大学生的心态也越来越平和。

　　“现在选择当村官的大学生，大部分还是因为就业的压力，选择到农村积累最基层的经验。”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陈西村的大学生村官徐君说，她是济南市公开招考的第一批150名大学生村官之一。“在村里没人拿我们真的当官，我们自己也没拿自己当官。”徐君说。

　　“他们给村里添了很多生机”

　　2009年8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刘艳磊，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助理。刘艳磊说，村民看见她就喊“小刘书记到我家坐坐吧”，还有村民时不时塞给她煮熟的玉米、热包子，村干部对她也像“对自家的孩子一样”。

　　刘艳磊的岗位职责是政策宣传、信息传递和党员结对帮扶，但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兼职其他11个村的远程教育管理员。到现在，最让刘艳磊得意的是，她已经办了一些实事。“帮村里一位70岁的孤寡老人办了五保，并帮她入了镇上的养老院。另外还在村里成立了团支部，现有成员15个。”

　　与许多人“别无选择”之后才到基层不同，大学生村官徐君的选择多了一些自愿色彩。“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到老了有点值得回味的东西。”徐君说，去年她不顾周围亲友的反对，放弃了珠海边检的公务员职位，而选择了济南的大学生村官。“我爸妈现在特别支持我，他们觉得我在村里干得挺好，而且村里的人对我都很好。”徐君说。

　　大学生“村官”的到来也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徐君所在村子的妇女干部李华就深有感触地说：“他们让我们感觉年轻了，整个村子好像都添了很多生机。”

　　“希望别出现第二个杨本伦”

　　作为2004年下到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梁才（化名）如今成长为某镇的党委副书记，他曾经在农村任职两年半。 “至少现在针对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好多了，政府更加重视了，制度也更完善了。”梁才感慨地说，“我们那时很多政策不明晰，甚至哪里发工资都不清楚，感觉很不稳定。如果不是有一腔热情，恐怕难以坚持那么久。”

　　对于当初选择当村官，8个多月后，刘艳磊依然感觉自己没走错路。尽管现在实行的是聘任制，但因为有国家政策的支撑，她依然充满信心，“考省级公务员可以加4分，考乡镇公务员加8分，考研也可以加分。”

　　“大家还是想找一个正式的稳定职业，求稳定的心态比较强烈，因而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还是希望能在基层积累经验，将来可以考公务员或研究生。”徐君说，政策引导也是“大学生村官”渐成潮流的一个重要动因。

　　1998年，当村官六年后，因“水土不服”，屡屡受挫的杨本伦离开农村，南下打工。多年之后，杨本伦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党政部门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和帮带机制更加健全，相信大学生村官能够在农村找到用武之地。“但愿我的经历能够对大学生村官有所启发，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杨本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