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在查看村里的苗木。赵虹 建平 摄

黄俊（右）和村民在交流。赵虹 建平 摄

村民在看村务公开栏。赵虹 摄

　　黄永华家的房子在仙女镇樊庄村农民集中居住区里，是农村典型的左右对称式的自建房，1995年砌的，当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

　　黄永华一直指望儿子工作以后能帮着把债还了，但黄俊大学毕业后，全家的希望落空了。

　　黄俊当村官的前奏来自于原樊庄村村支书陈德安的“搜人行动”。

　　和其他村的支书不同，陈德安是“空降兵”。1994年6月之前，他还在仙女镇镇政府工作，樊庄村缺村支书，一纸调令，陈德安就走马上任。

　　“培养好樊庄村的接班人，你再回来。”这是当初镇里领导给陈德安下达的“任务”。陈德安就这么一边做起了村支书，一边当起了伯乐。

　　部队退伍的、高中毕业的……陈德安把村里的年轻人都“排”了一遍，合适的不多。

　　1997年，村里会计站的站长刘斌跑去找陈德安，向他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和刘斌一个生产队的黄俊快大学毕业了。1998年春节，估摸着黄俊该找工作了，陈德安虽然没抱太大希望，但他还是赶到黄永华家，和黄俊促膝长谈了一番。

　　黄俊是土生土长的樊庄村人，对陈德安这个“空降支书”，一直很有好感。一方面，因为黄俊的妈妈和陈德安是老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德安来到村里后，实行了激励村里孩子上大学政策：村子里只要有孩子考上大学，村委会奖励1000元人民币，还给买钢笔、旅行包，请孩子全家吃饭……这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举措，黄俊觉得异常亲近。

　　这一年，黄俊正要从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金融专业毕业，工作还没定。陈德安的到来，给黄俊打开了另一扇门。

　　1998年，远在深圳的舅舅，已经给黄俊找了一份大酒店的工作。这个大学时担任了班长、系学生会主席的优秀学生干部，本该顺理成章地成为大都市里的一员，享受这个世界赋予他16年苦读生涯的回报。在樊庄村，他是当时唯一的大学生；在家族里，他是唯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陈德安怕年轻人成长起来挤了自己的位置，如果黄俊向往的是激情的南方、白领的身份、几千元的月薪……他就会像千千万万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样，过着优越而舒适的生活，让村里人羡慕地望着他远去大城市的背影。

　　可是，命运偏偏在这里转了一个90度的角，走进了一条黄俊还没有认真思考过的路。

　　“我们累死累活供你读书，不就是希望你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吗？”黄永华气得说不出话。

　　但陈德安仍坚持“以情动人”。他告诉黄俊，村里干部年龄偏老了，需要一个想做事、能做事的年轻人，带领大伙儿往前跑。“全镇村支书80%年龄偏大，70%是初中文化，大学生一个也没有。农村特别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

　　黄俊正拿着主意，江都市粮食局发来了信函，表示愿意接收他到粮食部门工作，但他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跟着陈德安在农村工作。决定刚一宣布，家里像炸开了锅。

　　黄俊舅舅得知情况，专门从深圳赶了回来，给黄俊算了一笔账：“跟我到深圳工作，月薪能拿4000元；退一步，去粮食局，工资也能拿到1000元；而你去村里工作，收入只有400元。你学的是金融，不会连这个账也算不过来吧？你这么大了，以后成家总不可能跟父母拿钱吧？”

　　黄俊沉默了，但他的决定没变。“到农村去，改变农村的落后。”他心中的信念，慢慢清晰起来。

　　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做舅舅的工作，一遍又一遍。最终，一家人接受了黄俊的决定。

　　【评价】

　　企业老板、村民眼里的黄俊——

　　“有这样的支书，一定有希望”

　　“黄书记帮我打赢了官司”

　　【人物】

　　闵章基，民和村村民。

　　【讲述】

　　2004年，我在建筑工地打工。有一次，不小心把举着的钢管碰到了高压线，我被打成重伤，经抢救后虽然保住了命，但失去了一条腿、两只胳膊。

　　我是个“光棍”，一个人生活。事故发生后，当事方都不约而同地推卸责任。那时，我没人照顾，生存成了问题。

　　黄书记很快赶过来，专门从村里找人服侍我。吃的用的，都由集体先垫付。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帮我起诉打官司。

　　整整半年，黄书记不知多少次，奔波在扬州、民和两地间。为了我的事情，黄书记经常跑去扬州找律师，等法院开庭。最终，黄书记帮我打赢了官司。经法院判定，当事方赔了我20多万元，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听到判决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老泪纵横。我这个单身汉，曾经彻底失去生活的信心。后来赢了官司，我的泪，不是哀痛自己的不幸，而是庆幸自己的幸运，因为遇上了黄俊这个好村支书。

　　黄书记人好呢！老村长向家富的妻子生病了，黄书记也主动上门慰问。他总是对我们说，“就算是我们这里的村干部，也是半年发一次工资，但谁家没个急事呢？”黄书记遇到村里人有困难，总是主动自掏腰包。

　　“有这样的村支书，这个村一定有希望”

　　【人物】

　　韦登峰，江都伟业电力器材公司老板。

　　【讲述】

　　我原来没打算把厂子搬到民和村来，几年前，民和村又穷又破，厂房也不完全符合电力器材生产的要求。但得知我在龙江工业园厂房的租约到期后，黄俊还是找上了门。

　　“民和村地处腹地，并没有多少优势。2004年的时候，民和村闲置的厂房要多破有多破，条件太差了。”当年，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黄俊。

　　可黄俊没有放弃。他一次次找我。一天，我收到了一家外商的业务传真，正巧黄俊上门商谈在民和村落户的事。听说厂里没人懂英语，黄俊主动担任了临时翻译，合同顺利签订。

　　原本在考虑怎么把黄俊打发走，但那时，我心里暗暗改变了想法。“有这样的村支书，这个村子一定有希望！”二话没说，我把厂子搬进了民和村。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2004年12月，寒风呼啸，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外商的订单。当年10月份，我们厂签下了来民和村的第一批订单，离交货还有一个月。

　　就在这时，不少村民反感工厂晚上上班发出噪声。一天深夜，几十个村民一合计，把厂里电线给拉了。我焦急万分，万般无奈下，想到了黄书记。黄俊接到电话，冒着寒风来到厂门口，一个村民一个村民地做工作，终于做通了。后来，为了帮助我们扩大生产，黄俊还以个人的名义为厂子贷款8万元，如今，我们伟业电力器材公司年销售已经达到5000多万元。

　　“给农民‘洗脑’，打起母校主意”

　　【人物】

　　闵章林，民和村村民。

　　【讲述】

　　种惯了粮食的农民，还不懂什么叫高效农业，更别谈主动发展了。怎么让农民和现代农业接轨呢？黄书记打起了自己母校的“主意”。

　　在黄书记的积极联系下，他大学时的班主任亲自赶到民和村给村民上课，给我们这些农民“洗脑”，向我们传授实用技术。

　　我是村子里最喜欢尝试各种新型农作物种植的人。一次，我打听到一种花木新品种“中华红叶杨”市场很大，但我是农民啊，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中华红叶杨的资料。当我求教于黄书记后，黄书记通过因特网，帮我找到了详细的种植资料。

　　我家种植的中华红叶杨，已经有两米高啦！说起自己种植的“宝贝”，我就止不住幸福地笑。

　　【对话】

　　■黄俊妻子■

　　“也会抱怨，但从没说过离开农村”

　　8月31日，在黄俊樊庄村的家中，记者和黄俊的顾静有这么一段对话。

　　记者：当初你好像很反对黄俊扎根农村，为什么后来同意了他的选择？

　　顾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除了黄俊给我做思想工作外，后来我也渐渐认识到，现在的农村和过去毕竟不同了，过去的农村干部，处理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婆婆妈妈；但现在的农村首要是发展经济，的确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事实也证明了，黄俊在农村有用武之地。

　　记者：黄俊平时工作忙不忙？

　　顾静：很忙。割稻了，割麦了，村支书都要到村里去看；有的农民焚烧秸秆，村支书要日夜看着，防止他们偷偷烧。夜里10点多、11点多还要跑到村里处理事情，是常有的。

　　记者：那么，在你眼里，黄俊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吗？

　　顾静：坦白说，他管不了家里什么事，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孩子生病，也都是我带去医院看。不过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只要在家，他会尽力照顾孩子，记得以前给孩子喂饭，他都说“我来吧，你不够细致”。印象中，好像他给孩子洗过几块尿布的（笑）。

　　记者：对于繁琐的工作，他平时回来有没有过怨言？

　　顾静：有是有，但不多。有时候实在烦了，他也会向我抱怨。但他从来没说过要跳槽、离开农村之类的话。

　　记者：那你理解他的工作吗？

　　顾静：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了。有些事情，我们看来是小事，但发生在农民身上，就是天大的事情。农村里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的问题，哪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啊？对于村民的事，黄俊都很重视，他说几点走，就几点走，我从不拦着他。

　　■黄俊儿子■

　　“爸爸是好爸爸”

　　正和顾静说着话，黄俊6岁的儿子小梓鸿噔噔跑了进来，往妈妈腿上一坐，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望着记者，于是，又有了记者和小梓鸿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平时和谁一起玩啊？

　　梓鸿：妈妈，奶奶。

　　记者：爸爸带你玩吗？

　　梓鸿：玩过几次，爸爸忙工作，没时间。

　　记者：你知不知道爸爸在哪儿工作，去过爸爸的工作单位吗？

　　梓鸿：爸爸在乡下上班……没去过爸爸上班的地方。

　　记者：爸爸没空带你玩，也没空陪你睡，爸爸不是好爸爸！

　　梓鸿：我爸爸是好爸爸，就是好爸爸！                

　　【记者手记】

　　我在寻找一个答案

　　民和村从来没有来过学生村官。黄俊是第一个。

　　2007年5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选拔千名大学生到经济薄弱村任职的实施意见》，给愿意下乡的大学生村官制定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如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直接转正定级，初定职称，工资高定一级，由省财政按每人每年1.8万元下达工资专项补助经费，安排一定经费用于安家补助……可10年前，黄俊大学毕业到仙女镇樊庄村工作时，工资只有400多元，没有事业编制，没有城市户口，就是回到家乡，实实在在地当农民。

　　采访时，我一直带着两个疑问：他为什么来？他为什么留？

　　不是上世纪70年代，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10年前，那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在大都市读了4年大学、成绩优秀的男青年，为什么能抛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抛下许许多多的诱惑，毅然决然地去接受一种近似于苦行的生活？

　　前不久的一个下着雨的午后，黄俊将埋藏在心中很多年的“心结”说给我听。

　　黄俊是他们村成绩最好的孩子之一，小学毕业，他就考上了江都市区最好的中学——江都中学。班上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孩子。

　　有一天，班上一个城里同学和一个农村同学为了一件小事争吵起来，城里同学吵着吵着就开始骂那个农村同学：“你这个乡巴佬……”

　　农村同学没能吵过城里同学。黄俊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个农村同学眼里屈辱的目光。城里同学一句“乡巴佬”，像针一样刺进了年少的黄俊心里。“他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农村人？因为农村穷啊！如果我们农村像城市一样富裕，他们还敢看不起我们吗？”黄俊憋着一口气。

　　“搞好农村经济”这个梦想，让他选择了农业大学，选择了金融专业。“到农村来吧！”樊庄村老支书陈德安一句召唤，就点燃了黄俊心里那个梦。

　　整整十年。黄俊说，这十年，是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和泥土、农民打交道的日子，如白驹过隙，有一些欢乐，它们是如此的清晰；而有一些痛苦，也是曾经的沉重，它们在沉默中，过去了。

　　我怯怯地抛出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更好的职位，你去吗？”“现在，我不会跳槽。”黄俊沉吟了一下，这么回答。

　　从“鸡同鸭讲”的痛苦和困惑，到适应农民们处理问题，表达思想的方式，黄俊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八九年前，每月工资400块，全家都指望他还建房款，那时他犹豫过，动摇过。“也想过走。”他坦陈。

　　可他毕竟没有离开。他说，当村官的十年，常常有强烈的被需要的感觉。现在，他再也没有了离开的念头，并且从心底里觉得“欲望多了，人会活得不踏实。”——一种现实的纯粹。

　　“一个人，要有一颗安分的心，才会快乐。”夕阳西下的时候，他看着遥远的天空，说了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