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 上山下乡

　　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代

　　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浩浩荡荡奔赴农村和边疆。

　　讲述

　　口述

　　胡向东：海南白沙县龙江农场知青，1978年考入大学回城。

　　胡 展：海南琼中县阳江农场知青，1978年返广州。

　　林丽容：海南琼海县东泰农场知青，1975年返广州。

　　整理新快报记者 尹辉 范如石 实习生 余慧

　　下乡 《语录》夹船票，一票两人用

　　1968年11月16日上午9时许，广州太古仓码头(现洲头咀码头)。不满15岁的林丽容正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红卫4号”轮船。“千万别出意外。”她不停地念叨着，盼望船上的同伴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准确无误地扔到她面前——那里面夹着一张关系到她能否去海南的船票。

　　码头和甲板之间的上空，各种物件正飞来飞去，有写给家人的书信，有没来得及准备的行李，还有情人互赠的信物。各种声音也在码头和甲板之间回荡，激昂的歌唱声、激情的呼喊声、低回的哭泣声……夹杂在即将启程的“红卫”轮马达的轰鸣声中，场面有点乱糟糟的。

　　而这种乱，正是林丽容所希望的，没有船票、也不在下乡知青名单中的她，想趁乱赌一把——与人共用一张船票，跟随知青“大部队”去海南。她无疑是幸运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准确地落在她脚下，拿着这张别人已经用过一次的船票，她蒙混过关，最终在船上，和广州市13中的同伴们成功会合。

　　如今，再回忆起这段下乡“序曲”时，林丽容看上去还像当年那般激情似火，“1966年到1968年，文争、武斗、贴大字报，我一场也没落下，”正准备小学升初中的她跟着广东工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到处串联，“到处是打斗，学校也几乎停课。”林丽容说自己根本没心思上学。“干脆跟我们去海南吧。”就是这样一句怂恿的话，她就决定当知青。

　　没想到，在农场分配连队时她“露馅”了，带队的工宣队头头狠狠地批评了她，但同时也被她的胆量所感动。随后，经过多次软磨硬泡，她终于被获准下乡。12月3日，林丽容再次乘船前往海南，和她13中的伙伴们，在琼海县东泰农场“会合”了。

　　林丽容的经历把胡向东和胡展逗得直乐，相比之下，他们两人的出发则没有这么戏剧性。那时他俩都已长大成人，对社会有了自己的思考，胡向东还是广州市第一次知青下乡誓师大会《致广州市民告别书》的草拟者。

　　他俩对于下乡同样充满了激情，甚至想干出一番事业，但同时也有强烈的现实需求：胡展原本被分配到内陆的一家农场，但他最要好的伙伴都被安排去海南，“那时我很迷茫，只和他们才有商有量”，最终他决定要和伙伴们在一起，于是也去了海南；胡向东在去海南农场、下乡插队和投亲靠友中选择了去海南农场，只是因为去农场有工资拿，虽然每个月只有区区20多元。

　　农场 看不惯奢侈，向总理告状

　　在海南当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劳动。有时，这种艰苦的劳动甚至会折磨人的精神。

　　为了买菜种，胡向东来回步行80公里到县城，晚上就睡在县城的公交车站。为了看管蔬菜不被偷走，他晚上一个人驻守在离连队1.5公里外的菜地里。挑粪时，就连掉了的大粪都要用手重新捧起来。“自己吃黄菜叶，好的都留给连队。”胡向东说。很快，他的表现得到了认可，获得兵团第一届积极分子，并当上了农场司务长。

　　然而，和他的艰苦节约相比，有人却大搞奢侈浪费。1973年，上级领导来到他所在的龙江农场慰问，让这位掌管农场招待所伙食的司务长吃不消了。“一有领导来，农场管理员就让我们到农村去抓狗、捉水鱼、买鸡。”胡向东觉得这“太离谱了”，“花费很大，每月超支几百元”。他向农场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不用你们管”。

　　但这位正直的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笔就告到了周总理那里，并署上了真名实姓。信中一首十六字令将当时的奢侈浪费之风揭露无遗：“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交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青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

　　很快，信件从国务院办公厅一级一级往下传，调查组也到了农场，但农场方面以“人不在”为由支走了调查组。随后就开始整他，说他不适合司务长这份工作，安排他再次下连队挑牛粪。

　　回城 不敢谈恋爱，一心回广州

　　1973年，“有人回城”的消息在知青中不胫而走。经过长达5年身体和心灵的磨练，回家的想法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萌发。

　　胡展也受到触动，在农场5年漫无目的的劳作已让他意识到，即使再在农场呆下去，也不能提高自己。想到将来，他更加害怕，“我辛苦一辈子没关系，难道我的后代也要在这里耗尽一生？”就在那一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广州！

　　然而，参军、读书、提干等多条回城的路，对出身不好的胡展而言，几乎条条都是死胡同。与很多知青相比，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未婚。

　　“当时根本不敢谈恋爱。”胡展说。在海南，为他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但他从没动过心，特别是1973年后，他更加坚定了“不婚”的念头，“不给自己任何机会和借口，一心就想回广州”。

　　胡展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曲线”回城。他托关系找到当时省直属农场管理局的领导，通过农垦系统内部调职的方式，于1976年2月被调到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78年3月，时隔9年半后，他重新回到广州。

　　“回来后，一切从头开始。”胡展和林丽容刚回来时，甚至找不到工作。胡展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用他的话说，“说是采购员，其实就是一个搬运工”。

　　“很多知青后来说，到海南亏了，其实没什么亏不亏的。”林丽容和胡展都说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是时代的造化，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胡展说，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就是自己的坚持不懈。如今，这位60多岁的老知青仍在不断学习，然后又把所学传授给年轻人。“我的课是最受欢迎的。”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的胡展，言语中充满了自信。

　　万里：以后别再提倡上山下乡

　　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没想到引起的不满情绪更大。云南垦区知青起事最早、最厉害。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签名者974人，但两次写信均没有回音。绝望之中，他们愤然发起罢工，发表罢工宣言，派上访团进京请愿。50多个农场、3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形势相当紧张。

　　1978年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还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这期间，中央书记处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胡耀邦态度更明确：“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们一方面发动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堵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据《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许人俊/文)

　　我的青春谁作主

　　■谢勇(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3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这是摘自今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中国掀新一轮“知青下乡”热潮80后村官面临突围》。这一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41年。

　　两次“知青下乡”，共同点很好找，都是在“让知识服务乡村”的口号声中进行，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都带有行政意味。不过，在第二次当中，这些中国的新知识青年们，已经有了选择的权利，说“不”的自由。也许正因如此，这次运动没有了以往的声势，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时代实实在在的进步。

　　回到41年前的1968年，因为种种原因，此前的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既未能升学，也无业可就，如何安置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中国青年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到1976年，仅广州一地，已有知识青年34万多人上山下乡。而整个中国，被称为“知青”的共有1800多万人，这些人背后的家庭、牵扯到的家庭成员，更是个天文数字。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镇人口，在某种意义上都被牵扯了进去。

　　对知青下乡，至今还有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件事情、一段历史，有不同的声音本是正常的事。不过，问题可能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分歧依然严重？为什么没有人对于这段倾注了中国一代城市青年汗水与泪水、青春乃至鲜血的事件进行公开的、透明的讨论？

　　并不是每一位知青、并不是知青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残酷的，都是痛苦与悲伤的混合。我与数名广州知青接触下来，他们在广东农村的生活，依然有其趣味。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段历史的正面意义——青年回到大地，认识中国底层现实，推动农村以及落后地区的文教事业发展。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正面意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有更宏观一些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强制性人口流动现象，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其背后的民粹思想、大同理念、权力狂妄、政治图谋，在今天也不仅仅是如烟往事。

　　所谓“青春无悔”。青春当然是无悔的，不过，又是什么让我们的青春颠沛流离？在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是否一定要将作弄自己的这股力量一并放置于内？这样说来，这件事情还远远谈不上结束。思考，正在进行。

　　定格

　　“大圈仔”

　　当年上山下乡的广州籍知青给自己所起的称谓，是根据地图上的图例派生而来。在地图上，除首都北京之外，所有标出省会、市、地区、县、镇的图标圆圈大小是依次递减。广州是省会城市，圆圈比较大，所以广州知青叫自己“大圈仔”，颇有自豪光荣之意。

　　告别酒

　　1973年以后，知青陆续开始回城，走之前，不能走的人要和走的人喝告别酒。喝酒里面有个故事：最好是喝红酒(粤语谐音“走”)，即入党提干再走；第二起码都要喝白酒，白来干了一轮，也可以走。有个人说，我没红酒也没有白酒喝，就是喝葡萄酒(“匍逃”)也好啊，滚着爬着走都要走。

　　22个抗洪英雄

　　这是当年的广州知青心中一段最深的伤痛记忆。

　　1970年10月17日，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养猪连遭受山洪冲击，全连28名成员中22人被洪水吞噬，仅余6名幸存者。其中20名女知青有的来自广州。1997年5月2日，晨星农场知青100多人在广州聚会，决定重修墓场。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广州知青和汕头知青共募集捐款11.5万元送往晨星农场，农场出资18.5万元。1998年7月，坟场重建，命名为知青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