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享有专项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面对愈发严峻的就业形势，“村官”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大选择

　　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北京师范大学，祝贺首届免费师范生顺利毕业。两个月前，温家宝还在东北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来信上作批示：“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确实准备好了”。

　　免费师范生是继志愿服务西部，下农村、下基层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对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做出的又一批示，可视为党和国家对这一人群的又一次号召。

　　领导人的批示传递着重要的政治信号。建国以来，中央领导批示过哪些“知识青年”，批示的意义有何变化？

　　指明国家需要的方向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

　　运动未起，榜样先行。此前，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已被各大媒体捧为榜样，家喻户晓。

　　1960年6月，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王禹时到宝坻县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名叫邢秀英的姑娘，她主动放弃了学业要回乡务农。

　　王禹时的文章成为改变邢秀英一生的起点，随后，各路媒体如获至宝，在全国造成空前的宣传声势。当时唐山地委书记马力替她改名：“我看你就改用小名邢燕子吧，燕子可以成群结队地跨过黄河，飞过长江，多有气魄，响亮！”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邢燕子参加他的生日宴会。6天前，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这位“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亲自将她领上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主席台。

　　“那时候，最高领导对知识青年的批示并不常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筱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说，领导接见，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表达。

　　通过领导人的政治表态，号召知识青年“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也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传统。

　　1983年，胡耀邦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号召。这一号召后，以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梅晓鹏等“扎根西北”的新一批典型随即被树立。效果显而易见：国家分配给甘肃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与报到人数之间的逆差转为顺差，1985年，报到率达107%，很多是志愿奔赴西部。

　　进入21世纪，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对大学生的批示，号召他们响应国家政策的做法更为常见。这其中，号召大学生“三下乡”、“当村官”，成为当今中国三农问题、就业问题突出的另一种注解。

　　2008年，胡锦涛对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坝房子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兼团支部书记周倍良的来信批示，称赞“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激情和奉献精神，要求有关部门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的联系，完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

　　有趣的是，过去政府主动树立青年榜样的情形似乎正在发生改变。如今的大学生主动与领导人互动，期待得到领导人回信或批示。从周倍良到免费师范生，都是走的这条路径。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领导人批示大学生来信的另一个主题，是政治思想教育。

　　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动乱，一度将大学生推上国家政治的风口浪尖。1989年11月，北京医科大学蒙古族学生布仁巴雅尔给江泽民写信，诉说他在申请入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江泽民回信：

　　“你的信中，相信我们党的肌体是纯洁的，主流是好的。从你的来信中，我同样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心是纯洁的，主流是好的。青年中有一大批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人，他们代表了当代青年的主流。这两股主流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3个月后，北京大学11名学生联名写信给江泽民，表达他们的困惑和思考。

　　这次，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直接与学生们进行交谈，他说，青年要担当起对祖国对民族的责任，最重要的是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在此之前，李鹏强调大学生在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1991年4月，李鹏为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题词：“严谨治学，人才摇篮，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在这所领航中国高校的大学身上，可见多位国家领导人给予的特别关怀。早在1980年3月，邓小平对清华大学上交的一个报告做出批示：“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高明的宣传不如切实的政策鼓励

　　历经数十年，青年榜样们本身的形象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

　　“董加耕那个时代榜样的宣传几乎是被‘异化’或‘神化’了。这样的宣传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无太大益处。”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贤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5年，一封温家宝的回信，让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李强成为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人物”。媒体报道中的李强，有些另类。这位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不抱电视看NBA，不捧辞典背ABC，选择去晋中乡村，了解和记录中国乡村，写下了调查报告《乡村八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当年4月28日，温家宝亲笔给范敬宜复信，对李强同学的农村调查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李强不完美，但真实。什么时代都需要榜样，这一点无可厚非，”唐贤兴告诉本刊记者，“榜样的塑造绝对不能神化，榜样也有需求，也有欲望，经历过取舍，最后坚持了选择，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这是我们需要的，普通的人，真实的人。”

　　榜样变迁的背后，是时代变迁下，社会对政治动员的不同回应。

　　1985年，原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梅晓鹏，放弃留任清华大学的机会志愿来到甘肃。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就个人而言，除了模范带头作用，实际意义不大。当时西部很多地方岗位相应的配套硬件软件都没跟上，我们的奉献热情和当地的实际需求不是很匹配。”

　　如今，政策“配套”已经在跟上。“有工资、算工龄、日后职业发展还能优先入取或提拔。”复旦大学团委青志部部长谭艺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报名的人数很稳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那几年，报名人数还特别多。”

　　胡锦涛对大学生村官批示也迅速见到实效。大学生村官享有专项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面对愈发严峻的就业形势，“村官”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大选择。

　　“在这个价值观多元，选择多元的时代，号召大学生不需要太多典型或榜样去宣传。舆论只能制造压力，而一个面向现实的政策，则能起到更多带动的作用，”冯筱才说，“人毕竟趋利避害，再高明的宣传动员都不如切实可行的政策鼓励行之有效。”

　　邢燕子

　　历任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1981年起任天津北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现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以“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的主题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梅晓鹏

　　现任清华大学能源规划与管理训练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厚德领导力教练中心主任。

　　李强

　　2009年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