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已在全国不少地方普及开来。一些大学生“降低身份”，当了几年村官之后，怎么决定他们的去向，这是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意义大小的至关重要的命题。

    北京市的考虑是，政府机关将为大学生“村官”预留职位，乡镇、区县的一些部门充实新的管理人员时，拿出一部分职位来，留给优秀的大学生“村官”。这等于说，只要大学生“村官”在合约期间好好干上两三年，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回到城市，在预留职位上当一名公务员。（2月24日新华网）

    郑州市则不同。大学生“村官”合同到期后，非在职的将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贡献突出、符合条件的才可以直接提拔为乡镇领导干部。有多少可以被提拔为乡镇领导干部，也是个未知数。这等于说，乡镇、区县，没有为他们留下职位，他们的出路靠市场决定，只有少数优秀者才有可能被选拔为公务员。(2月24日新华网-郑州规定大学生村干部贡献突出可提拔为乡镇领导干部)

    两地一选一留，让人们想起当年盛极一时的市场赛马与伯乐相马。伯乐相马靠的是计划、人治，而市场赛马靠的是市场，法制。前者在当上村官之前就知道自己会有好的“退路”，后者当上村官只是竞争的开始，没有任何退路，不能作出突出贡献的，只能回到原来的位置，进入人才市场，依靠自已想办法择业。

    这就涉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为了什么？是农村缺少大学生这样的知识型人才，鼓励大学生生到农村建功立业，安营扎寨，成为新一代农民的带头人，带领农民尽快致富，还是让他们到农村过度一下，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城市，成为城市公务员里的一员？或是延缓一下他们的就业时间，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如果属于后者，那么意义恐怕就小多了。

    现今的农村，很需要大学生这样的知识型人才，人事部门应该通过制定鼓励和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使他们愿意扎根农村，带领广大农民干上一番事业。而为大学生“村官”预留职位，最终还是回城，显然不合适宜，也不利于大学生扎根农村干事业和新农村建设的连续性。从优秀大学生“村官”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应该作为乡镇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不能早早提出附加条件。大学生受到鼓励和激励，愿意到农村当“村官”，或者愿意到农村创业，不再把当村官当作回城的搭脚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不乏人才资源，才会对新农村建设产生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