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大学生村官的选聘、留用和流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但问题依然存在。近日，有媒体采访了沈阳新民市的几名大学生村官，意外地发现，当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学生村官，竟成为令他们“越来越头疼的集体上访户”。

　　沈阳是全国最早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地区之一，在当时，这样的计划不仅具有前瞻意识，而且也颇有创见和胆识。但是，几年过后，大学生村官这一新事物就开始面临考验。首先是工资待遇问题。由于缺少一套刚性的制度，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很难得到保障，由乡镇和村级负担的部分往往被拖欠，而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调整时，也往往忽略了大学生村官这一部分人。更重要的问题是“出口”不畅。新民市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村官已经在农村待了九年，他们在当地乡镇往往担负着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始终没有获得一个稳定的身份，没有编制，考录公务员希望渺茫，更难指望进入行政事业单位。现实的失落，以及对前途的悲观，让部分大学生村官走上了艰难的上访之旅。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大学生村官总数可能已达10余万人。相比之下，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成为上访户，可能只是个别和偶然的现象。但不能因其特殊性，就忽略这一现象的警示作用。事实上，在设计大学生村官这一现代知青制度的开始阶段，各地普遍较少考虑他们的“出口”问题。在人们看来，大学生村官就像是知识饱满、富有理想的种子，而农村则是广阔而肥沃的土地，种子落进地里是必然要开花结果的。但这样的前景，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从现实来看，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能够在农村扎下根来干一番事业的，可能还是少数，更多的大学生村官还面临二次就业。如果不能为大学生村官设计更多的“出口”，如果不能让大学生村官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就会面临瓶颈。而出现在新民市的现象，正是对大学生村官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预警。

　　大学生村官和知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样满怀热情和理想，但他们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时代的差异，大学生在走向农村时，必然会更关注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而一个政策的良性与否，就体现在对这种个人发展的必要关注上。大学生村官的所谓“出口”，包含了出头和出路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有志在农村发展、并且已经做出了显著成绩的大学生村官，地方政府应该大力培养，破格提拔他们成为乡村乃至区县干部。也只有这些人逐渐成长为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上山下乡才会体现出重要历史意义。如果大学生村官只能在农村地区苦挨时日，不仅找不到自身定位，甚至连基本工资都被拖欠，那么，大学生村官制度就会沦为一种权宜之计，最终遭到自身的“反噬”。

　　不仅如此，无论是稳健的大学生村官制度，还是较为激进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最终都会面临人员分流问题。现实是，许多农村地区的行政事业单位都超标严重，很难给大学生村官腾出一把空椅子。此外，大学生村官在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也有可能萌生新的自我人生设计。因此，给大学生村官设计出路，让他们在三年任期后有路可走，就成为大学生村官政策至为必要的人性化维度。

　　今年5月，国家多个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这个“长效机制”就可以看作对现实问题的提前响应。这个意见指出，要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下得去和待得住是保证“入口”敞亮，干得好和流得动则是保证“出口”通畅。如果这个意见能够以政策和规定的方式进一步细化，以制度刚性确保各级政府能够贯彻实施，并给大学生村官提供必要的维权通道，那么，新民市的现象就可以避免，大学生村官实践就能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

　　鼓励大学生走向农村不仅是一种现实需求，更是农业再度起飞的历史召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生村官实践不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输出的过程，还是一个思想变革、观念进步和文化裂变的进程。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努力寻找自身定位，也必然给基层的行政体制和人才观念带来深刻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可能比单纯的知识输出重要得多，也比带动几户人家脱贫致富重要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村官的“出路”，也就隐喻着农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