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当“村官”，接受挑战　

　　陈聪，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2007年成了闵行区吴泾镇塘湾村的一名小“村官”。

　　3月26日下午，当他回到母校，好奇的学弟学妹们用一连串的问题将他团团围住。这间可容纳百余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支扶学子母校行”活动正火热进行。“三支一扶”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并不陌生，“新农村”对于他们意味着好奇与激情。　

　　“农村更能锻炼人，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商学院的小张同学说。来之前，他已经在网上报了名。而仅当天上午，华政就有60多名毕业生在网上报名参加“三支一扶”。小张是优等生，起初在几个工作机会间举棋不定，当“三支一扶”开始报名，他毫不犹豫做了决定。“笔试、面试、政审，‘村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但我有信心接受挑战！”　

　　逐渐地，教室两旁的通道上也站满了人。家住闸北区的黄娟今年刚读大三，对就业还没多少认识，先对“三支一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成熟，毕业后如果能到基层锻炼两年挺好的。”她说。　

　　“今年，上海市‘三支一扶’计划将农村、尤其是集体经济相对困难村作为输送青年人才的重点，其中有的村甚至连条像样的石板路也没有……”上海市“三支一扶”办工作人员正在台上宣讲政策，安静的教室里发出了一阵讨论声。刚进教室的小蒋正广投简历，了解行情：“参加‘三支一扶’，每月生活补贴1790元，第一年政府奖励7000元，第二年奖励12000元，另有交通补贴等，待遇不差。”　

　　2008年在6家高校举行的“支扶学子母校行”活动，场场火爆。上师大学工部副部长周建平说，“三支一扶”报名人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与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无关系。此外，参加“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也是一大吸引力。但他提醒，从事“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应该有对这项事业的深入了解和长远规划，有服务意识，对农村的艰苦条件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可盲目应征。此外，“三支一扶”服务期满后，大学生依然要“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当“村官”不意味着捧上了“铁饭碗”。　

　　4月1日下午4时，是2008年全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8天网上报名的截止期。　

　　最新统计显示，共有3778名申城大学生报名参加“三支一扶”，人数远远超过去年。其中报考村支书（主任）助理岗位的达2684人。而今年招募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岗位为567个，其中村支书（主任）助理岗位359个。竞争可谓激烈。　

　　上海是从2006年开始连续5年招募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崇明、奉贤、金山、南汇、青浦等5个远郊区县和松江、嘉定、宝山、闵行、浦东等5个城郊结合地区的乡镇及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简称“三支一扶”）工作。目前，正在从事“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共683人，人数最多的是崇明县，有130人。　

　　前不久新华社报道：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选聘10万高校毕业生当“村官”，计划从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将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名词。　

　　而他们，为何而来？　

　　听大学生“村官”们自个儿说　

　　“老生产队长找我谈心，说他们那时候都是带头挑泥种地的，工作就靠一双手干出来。让我好好干，扎根农村。我很认同也很感动。”　

　　———朱平　

　　崇明县港西镇双津村村委会的平房院落里，“文明村”“先进村”“卫生村”的牌匾引人注目。在村主任助理办公室，朱平刚送走一位村民。这位低调的小伙子告诉记者，他就是本村人，2006年本就想回崇明工作的他毕业时幸运地恰逢“三支一扶”第一年。朱平笑说：“平时住家，走路3分钟上班。”

　　“朱平给我们村带来了活力，最大变化是村委会能用电脑了。”村主任陆雪平说。在这个年村集体经济30万元左右、原先4位村干部年均50岁以上、文化水平不高的村里，朱平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把1380户村民资料入电脑库，将村各项工作整理存档。新农村建设需要进行房屋改建，朱平拿着相机，将每户改造前后的房屋面貌都拍下来，尺寸记下来，存档打印，既展示新旧对比，又利于解决争议性补贴。这项创造性工作得到镇里高度评价，并在全镇推广。村里新添了数字电影、IPTV、远程教育等设备，都是朱平学会使用后组织村民观看。如今的朱平也能独立做调解说服工作。在去年开始的村改厕（室外粪坑改室内马桶）重头工程中，朱平肩挑大梁，历时近1年，90％的村民家已完成改厕。朱平很欣慰：“琐碎繁杂，却有成就感。”　

　　2007年7月，朱平已被正式列为村级后备干部。“小伙子朴实，讲话有水平又不‘冲’。”村民秦品仁说。　

　　越来越多的“朱平”将踏上崇明的土地。2006年，在崇明县从事“三支一扶”的34名大学生中，当“村官”的只有朱平一个。今年，崇明县提供的“村官”岗位将达100个。　

　　“‘村官’两年，学了三课。一是语言关，二是不厌其烦，三是工作主动。”　

　　———容耀　

　　在上海交大2008年“三支一扶”座谈会上，记者见到了南汇区康桥镇火箭村村支书助理容耀。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谈起自己的经验，一本正经地说：“笑得灿烂，是融入当地环境的第一步。”

　　2006年8月，容耀开始了村支书助理生涯。“在办公室里，我的位子背对门口，村领导或村民有事进来，都是先闻其声！”对于出生在云南的容耀来说，要辨认出来者的语音与语义，是最先遇到的难题。“上海各郊区和市区方言有差别，比如说上海市区管车子叫‘cu子’，在南汇称‘cuo子’，村委例会时，我听得云里雾里。”　

　　成为室内情景喜剧《老娘舅》忠实观众的容耀，坚持看了一年多，能听懂80％—90％，平时也不怕“出丑”，跟着村干部学说南汇话，尽管现在说的还有些“夹生”，但听懂已经没问题。　

　　第二课“不厌其烦”，“开始常碰到这样的事，今天刚讲，明天照旧……这很能锻炼一个人的韧性。没历练，不行。”　

　　第三课，主动。“尽管大家把大学生当成宝，但不主动要‘任务’，不可能做好事情。”他从倒水、接待等基础小事做起，对不懂电脑的同事手把手教。在容耀和负责文体的村干部共同建议下，今年5月将建村文化活动中心，供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用。　

　　“选择‘三支一扶’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容耀说，“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最大感触是要跟村民们培养感情。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也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陈聪　

　　征兵、动迁、社团，做村主任助理一年，陈聪接触的工作不下七八种，“现在感觉是个全能人才了。”　

　　“动迁工作最辛苦”，陈聪说。一次，艰难的谈判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等陈聪收起记录本准备离开时，动迁户突然抢过本子，撕成了碎片。“当时真是气极了，后来村主任告诉我，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也不能跟村民们冲突。”　

　　村上还有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到动迁时才发现，原来两人还没领过结婚证。动迁房下只有一个人的户口，老实巴交的村民急得团团转。而陈聪知道，这种“事实婚姻”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收集证据、争取权益，华政毕业的他每一个步骤都得心应手，终于成功使这对夫妻享受到动迁安置政策，又补办了结婚手续。老两口高兴地说：“这位年轻的小领导是我们的媒人！”　

　　当上“村官”后，陈聪顺利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当自己与曾梦寐以求的高薪岗位越来越近时，他却犹豫了。律师面试那天，他放弃了，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塘湾村。“那里有村民们对我的期望，还有属于我的一张办公桌。”陈聪说。　

　　培养“村官”，循序渐进　

　　“培养‘村官’，是今年上海‘三支一扶’的工作重点。”上海市“三支一扶”办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获悉，今年“三支一扶”工作有三个变化：一是从当初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到2007年加大吸纳力度，逐渐转化为今年“三支一扶”正式被纳入培养基层党政后备干部的范畴；二是岗位分布的调整，今年向社会招募“三支一扶”大学生的567个岗位中，有359名村支书（主任）助理，占全部岗位数的63.3％。两年内，本市集体经济相对困难村有望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三是“三支一扶”大学生两年服务期满后，后续政策导向有所变化，核心是鼓励大学生留在基层，此外，享受区县事业单位优先录用、公务员优先招录、优先办理上海市户籍和《上海市居住证》、报考研究生等优惠政策。　

　　据调查，很多学生表示有意愿扎根基层。在2006年首批220位支扶大学生择业意向中，有181人愿留在基层工作，占82％。其中，愿留在现支扶单位的有95人；愿留在支扶乡镇的有26人；愿留在本区县其他单位的21人；愿意报考乡镇公务员的有39人。　

　　其实，选拔大学生“村官”在上海早已不是新闻。1999年奉贤县委组织部向社会公开招聘了80名有志于农村工作、高中学历以上的有志青年到村任职，受到百姓普遍欢迎。　

　　“培养‘村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逐步使大学生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增强处理农村基层复杂工作的能力；通过有组织的新老支扶大学生的互动和经验传授，使新一批大学生成为农村基层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积极建立和完善将优秀‘三支一扶’大学生纳入后备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还鼓励他们调研，将自己的农村工作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们一直在思索，如何培养干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上海市“三支一扶”办相关负责人说。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这也是政府引导大学生多元就业的一种方法，同时解决农村地区缺乏人才的问题；而学生需做科学而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倘若只看重政策的优惠，这样的村官做不好，当地政府也要把大学生看作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注重长期的培养、开发和管理，才能形成整体规划，产生示范效应，推动工程顺利进行。（记者　周楠　谈燕　实习生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