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大学生“村官”；启示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孔鼎盛之时，梁漱溟以莫大的勇气在“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同时要“替孔子说个明白”，力图在世界文化中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梁漱溟于20世纪20-30年代发动了一场“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他“文化中国”理想的一次尝试。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他的从农村复兴中国的思想、以农业引发工业组织合作社的思想、农村文化教育思想、民主政治思想等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大学生“村官”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

　　1、以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文化使命的农村文化教育思想

　　梁漱溟作为一个曾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教育家，深知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梁漱溟认为，现时的中国“现在已被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1]（P433）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有搞乡村建设。梁漱溟强调，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因此，梁漱溟抓乡村建设首先抓教育，目标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最大的阻碍。为此，他实施和推行了村学、乡学制度，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他实施的乡农学校分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四部分组成。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中推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情；教员可以从外边去聘请，聘请一个有知识，更明白的人来作教员，学生即本地农民。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都是本地人。范围如此划定，内容如此配置，则构成一种组织。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把重点放在成人教育上。他在村学乡学所实行的广义的教育大体上就是以成年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的。他认为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大多数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方未成熟者，势非以教育不可”。所以，“教育宜著重于成人”。[1]（P393）课程包括公民基本的读与写、普通科学、家庭教育等内容。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青年单独成立高级部集中学习，把他们培养成乡村事业的干部人才，功课着重史地和农村问题研究。此外还有各种针对成年人的训练班，如师训、蚕桑、植棉、自卫等。梁漱溟对精神陶冶、音乐教育、社会改良事业、社会建设事业也颇为重视。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手段，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从而建构一个新的文化结构或新的社会制度。

　　2、以构建农村新的基层组织，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民主政治思想

　　梁漱溟多次表明，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解决农村经济文化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中国社会，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散。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失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2]（P129）要建立“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社会结构或社会基础改造开始。具体实施方案是首先在农村建立一个适宜的治理机构，即“乡约”。“乡约”是一种乡村居民共同活动、互助性质的乡村组织形式。按照这个组织形式，梁漱溟提出了自己“乡农学校”的组织构造。参照西方的民主观念，梁漱溟指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民治”而非“法治”，是一种“人治的多数政治”或“多数政治的人治”。在这个组织结构中，乡村学的学长主持一切，学董会执行具体事务。村、乡学董组成学董会，是乡村建设的行政机关，全面负责村、乡的公众事务。学董是乡村行政领袖，他们对学董会负责。在学董中又产生常务学董。学长是一村、一乡全体民众的师长，负责监督常务学董。但学长不负责具体事务。同时在基层政权设置乡民议会。乡民议会虽无立法权，但可以参与村、乡事务，发表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农民的政治习惯和民主意识，提高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梁漱溟还反对简单地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论来教育农民，强调要用儒家的伦理观改造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把法律上的权利观念变为道德上的义务观念。因为在团体中的每个都要学会过“团体生活”。这种团体生活不仅要人人参与，而且要为人人服务，要“互以对方为重”，在团体中体现“民治精神”。[page]
3、以农业引发工业，组织合作社的乡村经济建设思想

　　梁漱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应遵循以下路线：“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自立；同时从农业引发工来，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 [3]（P495）梁漱溟认为，农民比较散漫，一盘散沙，要搞社会改造，要进行科技教育，发展农村经济，最好方法是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梁漱溟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为了提高棉花产量,从美国引进“脱立斯长绒棉”，亩产量提高了50%。棉农原来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棉花的收购价格一直由棉商操控着。合作社成立后, 除了对棉农负责技术指导外，还负责统一收购，有的还出口国外。合作社和实验户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定单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不仅解决了棉农的种植问题，还解决了销售问题，从而保障了棉农的利益。除美棉运销合作社之外，实验县还成立了蚕业产销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庄仓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购买合作社等六大类、307个合作社，参加社员8828人。成立信用合作社主要为解决农民生产资金困难的问题。实验县为了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规定合作社只给加入棉花运销合作社的农户贷款。这样，棉花合作社发展很快，棉花种植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增加到1934年的40000多亩，翻了40多倍。

　　梁漱溟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还积极与各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工业”。梁漱溟主张通过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并认为这才是中国自己的路。这个工业化只能以满足国内消费而不是营利为目的；只能立足于乡村而不是都市；只能立足于农业而非商业。因为梁漱溟看到了农村劳力过剩，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近来工业正有向内地转移的趋势，接近原料产地与消费市场，降低成本，效率就高；以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相结合，乡村都市化，都市乡村化，这是世界的新趋势。以此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自然能成功。

　　4、以乡约的形式进行农村风俗的改良，以改变农村陋习的伦理道德思想

　　梁漱溟十分看重伦理道德建设的作用，认为乡村建设不能单从经济上入手，而必须注意到“与经济相关联的一切事情”，其中，“最基本就是农民自身；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3]（P243）在他看来，国近百年的乡村破坏是经济破产与精神破产并存，信仰观念、风尚习惯处于“旧已毁而新未立”的状态，广大的农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所以，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必须首先从振兴农民精神出发，乡村组织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古人的理性精神，从伦理情谊调整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关系，以成团体；而团体则以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为目标。”[3]（P243）通过“个人的向上”和“社会的向上”新礼俗建设唤醒农民进取心，形成民族内聚力，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

　　梁漱溟新礼俗建设的着重点是“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教育。中国过去靠礼仪道德维持，将来仍要如此。因为中国的精神有两点长处：一是伦理，一是“人生向上”。礼俗建设应当充分立足于中国精神的长处，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同时，梁漱溟强调，中国问题要解决，还必须把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沟通调和。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团体组织；积极参与团体生活；尊重个人；财产社会化。如果乡村礼俗建设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又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就可以提高乡民的道德水平，也就能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风气，中国问题乃可解决，乃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启示

　　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有完整的对当时中国问题的判断，虽然后来实践证明他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发展的需要，但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精华对大学生“村官”工作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它至少可以给大学生“村官”工作带来如下五个启示：

　　1、充分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重视中国农业社会的特殊国情，把农民和农村问题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1]（P225）虽然他未能找到改造社会的真正办法，但其路向无疑是正确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就如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的一项战略决策。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才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村任职的大学生“村官”中的许多人，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将担负地方发展的重要责任。他们对今天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是未来他们治国方针和政策的基础。在未来发展中，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而“三农”问题的解决，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生“村官”们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认识。大学生“村官”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对策，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2、农村发展的关键是人才

　　梁漱溟特别看重知识分子对乡村建设的作用，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个要靠乡村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这个“四有”之人，就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和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两大主体，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要靠二者的结合。其中乡村居民是主体，需注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但乡村建设运动单靠乡村居民自己是不能办到的，需要把知识分子大规模散布到乡下去“推动（或推进）社会，组织乡村”，即把知识分子和乡村居民结合起来。因为知识分子最具有现代社会生活与生产方面的知识，可以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指导者。但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即乡村建设运动者，是需要经过培养使之具有乡村建设的觉悟和技能。梁漱溟所办讲习所、学院、研究院、训练班等，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相应的乡村建设人才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农村的建设是无法完成的。而且梁漱溟本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来搞社会活动的，其成就也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尤其需要知识分子参与到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改革开放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改革路数使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才流向了城市，而外界的人才流不向农村，造成农村人才的严重缺乏。农村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文盲、半文盲劳动力，新农村建设缺乏专业人才及有知识的领导者。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农村教育和知识分子参与农村建设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大批大学毕业生象当年梁漱溟身体力行到农村去一样，没有忘记乡村建设的使命，他们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响应国家号召，聚集到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旗帜下，强烈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广大的农村用他们的满腔热忱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page]

3、农村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素质

　　梁漱溟乡村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农民，改造农民。在教育内容上，对农民的教育是全方位的，除了教农民掌握技术、技能外，还强调对农民进行 “精神陶冶”，就是要培养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与政治素质。在教育方式上，对农民有正规训练和非正规培训。梁漱溟实验区开办的各种讲习班、训练班、邀请专家讲学、开办书店、出版刊物和著作等，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素质。

　　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民。经过新中国60年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离现代化的要求仍然相差甚远。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没有农民的参与，没有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新农村建设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大学生毕业生到村任职一方面为农村建设输送了一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才俊，另一方面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大学生“村官”可以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大力培训农民、改造农民，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发展，培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农民。而这些正是大学生“村官”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培训农民、改造农民最根本的是塑造农民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因为，没有新观念就没有新农民，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大学生“村官”拥有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利用“观念优势”培养农民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主体意识、市场和开放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

　　4、让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乡村合作思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强调“非合作，无以图存”，中国进行农村建设就必须组织农民。而合作的当务之急，一是通过教育，对农民开“合作组织能力之训练”，即培养农民合作精神；二是通过教育，实现农民“生产技术之发达”，“在农业社会中，欲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无法不走合作的路”。在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刚刚起步的今天，梁漱溟的乡村合作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显现出了它的局限，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农民又有了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农民企盼有一种全新的联合组织去共同面对市场，摆脱对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制约。而实践证明，走合作化道路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村官”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为自己工作的落脚点和切入点。在实际中作中，我们看到，面对大部分农村仍处于个体种植、分散经营的现状，大学生“村官”为了克服一家一户的生产弱点，积极改变群众观念，把处于松散状态的农民联合起来，亲自给农民起示范带动作用，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富”，牵头建立各种协会、合作社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合作组织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连接载体，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5、要重视农民伦理道德及信仰的建设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十分看重道德伦理建设的作用，认为精神陶冶比知识技能训练更重要。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不是一般的乡村建设，是要通过对农民进行教育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梁漱溟认为，当前的乡村社会存在普遍的道德沦丧，人们丝毫对于道德没有任何制约和限制；乡村中华的公益和互助中华受到了破坏，各地迷信活动迅速抬头；农闲时节无法打发时光，赌博成风等等。而要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梁漱溟认为，重要的是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见前途。”［1］（P210）这些思想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尤其不能忽视广大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建设。

　　目前的中国农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道德沦丧、纠纷不断、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一些邪教趁虚而入、信仰危机等问题。大学生 “村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新生力量，要把农村伦理信仰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来做。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优势积极开展各种有益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制定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村规民约、村民守则，引导广大农民崇尚健康向上、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注重农村人日常习俗的改造。农村历史悠久，习俗的沉淀厚重，改造的难度也非常艰巨,也越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

　　参考资料：

　　[1]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 梁漱溟. 梁漱溟自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4]潘旦. 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5]袁义方.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民主政治思想.天中学刊，2006（4）.

　　[6] 何爱国.合作化?工业化?理性化——探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http://blog.sina.com.cn/u/44d10cf001000cl6.

　　[7]黄国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淮海工学院法学院院长  杨雪英  淮海工学院  周桂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