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俩现在是离不开的“闺蜜”，两人手机里都留存了对方的手机号，偶尔会一起去KTV唱歌。有趣的是，钱伟珊既不是陆婷婷的大学同学，也不是陆婷婷的同事，而是一名从安徽六安农村来到江苏无锡打工的青年人。两个女孩儿唯一的交集是“无锡市安镇街道安西村社区”——钱伟珊租住于此，陆婷婷供职于此。

　　帮无业青年找到了工作

　　去年4月开始，很多租住在安镇街道的外来务工人员都陆续发现，自己租住的社区附近游荡着几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学生装扮、本地口音，上门时还总是送上一些诸如花露水、洗衣粉之类的“小恩小惠”，而且专挑青年人“下手”。

　　这些人是安镇新青年服务中心的发起人、工作人员，也是安镇街道下辖4个村子的大学生村官、村团支部副书记。他们当时正试图通过走访务工人员聚居地的方式来为刚“开业”不久的新青年俱乐部招募会员。

　　那时候的钱伟珊，与其称为外来务工青年，倒不如说她是个外来无业青年，跟随男友想来无锡工作，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待在家里。被问及最需要解决的困难时，她毫不犹豫地在走访表上填写了“找工作”3个字，看在“大家都是女孩子，又都是年轻人”的份儿上，她勉强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前来造访的陌生人陆婷婷。

　　此前的27年里，钱几乎从未跟“大学生村官”打过交道，也从没在某一天光荣地加入过共青团，在她看来，参加团组织的活动那是好学生的专利，“根本轮不上我”。

　　就像是一次“奇遇”，那个勉强留下的手机号码竟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她找到工作的关键因素。

　　“你的爱好是什么？”“你过去做过哪些工作？”“我们搞K歌大赛你愿意来吗？”陆婷婷打给钱的大多数电话说的都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的内容，但每次联系，她都会记下钱的一些特征，比如她爱唱歌、腼腆之类的，当然也不会忘了“找工作”。

　　一次新青年K歌大赛上，钱得了第一名，也就是那一次，陆婷婷把她推荐给一家KTV做服务员。“给她打了n多次电话，让她来参赛，动员了好久才来，要是不来就该后悔了。”陆婷婷回忆。

　　钱伟珊告诉记者，她从来没有交过当“官儿”的朋友，陆是第一个，“不像是什么领导，现在还常联系，问得最多的就是我们KTV还缺不缺人。”

　　“爱玩儿”所以走到一起

　　与钱伟珊一样，23岁的浙江人章燕顺也曾是一个从来“轮不上”与团组织亲近的、“学习不好”的年轻人。他对共青团的记忆要追溯到上初中那会儿，那时全班40多个学生中，只有6个人能有机会成为共青团员，“成绩至少在班级排前十”。

　　而最近一年，他却与以大学生村官、村团支部副书记为发起人、由街道团委指导工作的新青年俱乐部“杠”上了，但凡有活动，他基本都是“有叫必到”。

　　与他直接联系的大学生村官名叫徐军，是安镇街道团结村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这个人的标志性表情就是“笑咪咪的”。

　　章在无锡的工作是徐军帮着找的，现在，他的业余生活也是徐军帮着张罗的。一会儿去参加个台球比赛，一会儿去KTV唱个歌，一会儿又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宣传低碳。

　　之所以如此力挺服务中心的活动，倒不是因为对徐军给自己介绍工作有多么感激，主要原因是自己“爱玩儿”，想在无锡交一些朋友，“要是搞那种无聊的主题班会，我肯定不会来，就算给找了工作也不会卖这个面子。”

　　再参加两次活动，新青年俱乐部给章发的会员卡就能升格为VIP，这样他就能在与俱乐部有合作关系的商户那里享受到消费8.8折的优惠了。在俱乐部，会员卡的级别完全由会员参加活动的次数来决定，级别越高，能享受的折扣也就越大。

　　在新青年俱乐部QQ群上，活跃着60余名俱乐部会员，他们都是大学生村官们通过走访租屋、企业聚拢来的外来务工青年。俱乐部工作人员、安南村大学生村官徐力每天都会上网与大伙儿聊天，了解大家最新的需求。

　　问得最多的还是有关“玩儿”的话题，去灵山大佛景区怎么走，无锡市区有哪些“淘”衣服的好去处，最近有没有组织“唱K”，凭会员卡去哪里消费可以打折等等。与“新青年”相处，徐力从未刻意强调自己是代表团组织或者大学生村官为他们服务，而是以“朋友”的名义为他们提供帮助，一年下来，他至少培育了三四名铁杆。

　　为“新青年”服务，也为自己

　　在与外来务工青年的接触中，大学生村官们不仅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为对方提供帮助和服务，也为自己赢得了“加分”。

　　团结村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晓红是一路看着大学生村官徐军成长起来的，从最初带着浓浓的书生气，到后来能够在农村负责工作中独挡一面，徐军的改变，在她看来，与新青年俱乐部的工作不无关系。

　　“刚来时无所适从，天天缠着我，问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的。”村里缺人手，但说实话，黄晓红确实不敢把村里的工作放手交给一个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去做，大多数时候都是让徐军跟着其他村干部出去“见见世面”。

　　直到有一天，徐军主动跟她要资源——一块活动场地，外加村干部的配合。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想干什么？

　　“要做一个新青年服务中心，专门给外来务工青年服务。”徐军的灵感来源于数次公园散步经历，每次去公园，都会看到有人打篮球，有时两个人，有时三个人。这些都是在附近工厂打工的年轻人，轮班闲暇时没事儿干，就出来打球，人也凑不多，每次只能凑齐那么两三个人，玩得不尽兴。

　　最初的设想是搞一个团支部，专门组织打球，丰富一下业余生活。不成想，一趟走访之后，几个村官被青年提出的诸多需求“推”着走上了完善组织架构的道路。一来，新青年对共青团了解甚少，取名“某某团支部”吸引力不强；二来，年轻人除了要丰富业余生活外，还需要就业服务，只搞活动不解决实际困难“没戏”。

　　“他学会了怎么去跟最基层的老百姓打交道，一抓百姓需求，二看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徐军在新青年工作中的一些做法让黄晓红刮目相看，最令她欣慰的是，涉及最为复杂的农村拆迁方面的问题，徐能找到“青年式”的解决方案，“他会先跟拆迁户家里的年轻人去谈，再让年轻人去说服家长。”

　　说到这种“青年式”的解决方法，黄晓红特别自豪：“有些青年还是他那个俱乐部的会员，拿过他的打折卡，跟他参加过活动，他去说，事情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