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对大学生“村官”现状的调查中，广西某地的63名“村官”给记者寄来了一封集体签名的信，言语间透露出了他们的无奈和期盼。 

    从1999年至2001年起，经过当地严格的考试、面试、考核，先后从800大中专毕业生中择优录用了71名，并分别被安置到各村委任村主任助理（村官）。目前，除了3名直接提拔为乡镇领导和5名考上公务员外，其余的63名村官都还在原村委会或被抽调到当地乡镇政府、计生办、民政办等部门工作。按照当初签订的《聘用合同书》内容，这些“村官”任职期限为三年。任职期满后，考核结果优秀的，在所在乡镇机关有编制的前提下，可通过考试等办法择优录用到乡镇机关工作，也可安排到乡镇政府二层机构工作，特别优秀的，可提拔担任乡镇领导职务。然而三年的合同期到了后，却没了下文。他们说，他们“现在既不属于在编干部队伍，也不属于合同制工人，更不属于农民，因为没有土地”。 

    因为“没有编制”致使当地乡镇党委、政府想提拔任用他们却难以操作，如今，他们没有了合同，没有了考核管理，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他们说更现实的问题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工资待遇都没变过，而他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男女朋友，有的至今单身，有的不得已找了当地农民。有些当初的“村官”现在被借到了乡镇上班，但是他们在乡镇没有房子，乡镇也没安排住宿，他们只好每天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往来奔波好几个小时回到自己的村里住。 

    当地“村官”小王说：“七年来，为了一个梦想，我们怀着一颗炙热的心投身到农村基层一线，在上级领导下，在各村、屯里勤勤恳恳地工作。七年了，现在我们却似乎成了时代的弃儿，我们为此苦恼、为此彷徨，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们想向上反映，可是又怕当地的领导知道后不高兴，那样对我们更不好。现在我们几十个人都很苦恼，但又只能默默地做着事情，未来根本不知在哪里。” 

这63名大学生“村官”的苦恼并不是个案，具有普遍性。据了解，目前虽然有政策规定大学生“村官”可以优先被提拔和进入公务员队伍，但是《公务员法》出台后，公务员凡进必考，难度很大，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毕竟有限，有些地方规定大学生“村官”报考研究生可以加分，但是对于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他们，考研优势并不明显，加上读研究生需要高昂的学费，于是，很多人只能望而却步。 

在这些大学生“村官”忧虑出口的时候，有些人却戴着大学生“村官”的帽子，领着“村官”的薪水却做着别的事情。据反映，一些大学生“村官”并没有去基层做事，而是在城里打着另一份工或者自己创办着企业，他们占着大学生“村官”的资源，却并没去服务农村。对此，鲜有约束或者将他们清除出“村官”队伍的措施。 

    还有部分人，是把“村官”当跳板的。北京市2006年拟录取2000名大学生“村官”，却有一万一千多名大学毕业生报名应聘到郊区农村担任村干部助理，同年北京地区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总数约为17.8万人。按此计算，每17名大学毕业生当中就有一个报名当村官。大学生村官工程可见很火爆，然而这么大的选拔基数，加上这是一个长周期运作的项目，我们不敢保证每个大学生都是抱着“以奉献扬青春，与社会同进步”的一腔热血到基层去的。就业难，公务员和考研加分，承诺解决户口，工资保障，择优破格提拔等等这些经济的和政治上的“补偿和保障性政策”无疑是一个个香饽饽。趋利避害，有些人以此为跳板不难理解，但是在农村屁股没坐热就走了并不能给农村带去多少希望，留给人们更多的也只能是无奈。 

一方面，优秀大学生“村官”难找到出口，另一方面，一些不合格的学生“村官”又难以被清除出队伍。对此，有关人士认为，大学生“村官”工程，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但作为一项新的工作，不仅需要推动和支持，更需要进行反思和分析，有些方面更需要不断完善。在大学生“村官”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探索大学生“村官”能进能出机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