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深入到熟人社会的村组干部队伍，本来是有足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能力的，但在取消农业税后却被大大削弱，导致基层组织在维持农村基础秩序上的能力不足。

    ■我们一方面以降低成本为理由极快地削弱基层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发展农村的名义来引入外来的大学生们———而他们显然难以有效管理有着明显“熟人社会”特征的上述传统乡村。

    大学生“新上山下乡运动”十分引人注目。

    这个运动到了最近，又因为未来5年每年都将选拔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一步变成了更有组织和更加庞大的“大学生村官”计划。

    发起大学生“下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真正改变农村的面貌，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为了建设新农村。

    问题也在这里：大学生有能力改变农村面貌吗？大学生能真正在村里住下来吗？村庄需要大学生吗？

    多数传统乡村

    短期内难有巨大变化

    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将全国农村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沿海发达地区或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以及少数中西部集体经济发达或者有大量资源比如煤炭的农村。

    二是占中国90％以上的中西部农村，这些地区的农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作和外出务工，村集体几乎没有资源。相反，大多数村庄还有很多债务。

    这些地区的村庄可以总称传统农业村。

    显然，大学生村官计划所针对的不是发达地区的富裕村，而是传统农业村。

    传统农业村在将来可能有三种命运：

    一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村庄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村庄空壳化了。

    二是传统村庄走向工业化，让农民从高效农业中获得高收入。

    但是，正如上世纪90年代全国农村消灭空壳村，不仅没有消灭空壳村，而且导致普遍的村级负债。

    目前希望在传统农村发展工业，以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已经基本没有可能。

    至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本身就只能是少数农村做才有收益的事情。

    如果全国农村都发展高效农业，在农民与市民的比例超过二比一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增产不增收，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三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缓慢改进，大体又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即越来越多农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同时农民收入缓慢提高，农村经济条件慢慢得到改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由传统种植业和外出务工两部分构成。

    未来数十年，传统农业村庄的绝大多数将陷于第三种命运，假若我们不是更悲观的话。

    传统村庄的以上三种命运并非人为，而是由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决定的，即使有少数村庄可以逃出结构的命运，那也是少数。

    今天农村的许多问题不是干部无能或者干部无德，而是结构性因素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村庄，将来的大多数仍然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改进，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巨大变化。大学生村官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也是要到这些村庄去的。

    取消农业税后

    农村基础能力被削弱

    我们来看这些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情况。

    这些村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来自种植大宗农产品和外出务工，村集体仍然只能有很少的收入，村干部几乎不可能通过办集体企业来发展集体经济。

    这类村庄，村民自己种自己的田，自己打自己的工。人人都为自己赚钱。经济上，村干部没有多少可以使力的地方。

    村干部的主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村干部要协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必需的公共品，比如修路、灌溉、环境卫生、村庄规划等等；

    二是为困难农户提供帮助，向上级报告村庄贫困户的情况，及时为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无力应对意外的农户提供支持；

    三是调解农村可能出现的纠纷；

    四是为农村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务，等等。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事务相对较少的特点，全国大部分农村为了减少用于行政的经费，而采取了合村并组和减少村干部的措施。

    但是，取消村民组长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村民组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村民组长最了解本组农民，他们天天见面打招呼，知根又知底。取消村民组长，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行政建制力量在建国后第一次从熟人社会抽出来了。

    减少村干部，减少的是不脱产的村干部。

    村庄事务并非日常性的，而是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工作多。村干部可能一连很多天没有事情，但是，一旦有事，又往往不是有限一两个村干部有能力处理的。

    因此，村干部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处理常规工作，而是在发生事情时随叫随到，是具有立即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村干部不是要做某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基础能力，这个基础能力需要一个熟人社会的组织体系来应对。

    取消农业税前的不脱产的村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组织动员体系，虽然他们被上级赋予了太多不恰当的收税和计划生育工作。

    现在不仅减少了村干部，而且将村庄合并得老大，村干部就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发生的各种紧急任务。

    也就是说，在当前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农村，取消农业税后，本来需要村干部处理的常常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却因为村庄合并和村组干部的减少，而失去了应急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后在全国很多农村看到的现象。

    换句话说，过去深入到熟人社会的村组干部队伍，本来是有足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能力的。现在却因为国家想省点小钱，而使基层组织在维持农村基础秩序上的能力变得不足。

　　大学生村官

    外来的和尚难念经？

    现在，我们试图通过向每村派一个大学生来维持传统农业村庄的基本秩序。

    大学生是一个外来的有热情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他们的热情估计过高，因为他们不是下乡做义工，而是将村官作为职业。他们需要有收入，将来要成家，要生儿育女。

    在不少地方，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抵得上全体不脱产村干部的报酬总额，更比原来村民组长报酬多很多倍。

    即使如此，相当部分大学生村官还是不是“永久牌”的村官，他们很可能过几年就要离开。

    仅仅几年，他们很难真正熟悉村民的情况———村庄工作往往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知识与法律，而是地方性的道理，是村情，是民性，是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是恰到好处的软硬兼施。

    这些都是需要对村情极为熟悉，对民性极为了解的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当地人最能干好的事情，而非一个外来的年轻的大学生可以干好的事情。

    大学生村官并不比不脱产的村组干部有应对基层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比他们有时间，甚至不及他们有耐心和长远打算。

    在维持中国传统农村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他们能做什么，就是极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前已述，农村工作具有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因此处理传统农业村庄事务需要的并非脱产的一两个干部———哪怕是大学生村官———而是一个能随时被动员起来的基层组织体系。

    取消农业税后，合村并组，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基层建制退出熟人社会，这种作法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从而节省了一点村级支出。

    这个以损害基层组织能力节省下来的钱，现在要全部用在大学生村官身上了。

    问题是，现在请来了一个脱产而坐班的大学生村官，而失去了一个基层组织体系。

    脱产的大学生村官平常时间无事可作，一旦有事，他们则无力去做———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传统农业型农村是事务琐碎繁杂，是地方性特点突出，是季节性很强，且往往有诸多意料之外的应急事务的农村，因此是需要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低成本、不脱产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发挥作用的农村。

    现在我们的农村基层治理领域，一方面以节约成本的理由极快地削弱基层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发展农村的名义来引入外来的大学生村官。

    这显然是错置了农村这个空间。希望以个人来替代组织，这是大学生村官计划错误的核心所在。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研究    

　　相关报道：

    目标宏大的消灭空壳村计划

    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存在严重的村庄错位。

    实际上，大多数选派的大学生只能到一般农业型村庄。

    到了这些农业型村庄，大学生村官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发挥作用的困境。

    本来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将村官当作大学生的就业出路来考虑的，一旦他们到村庄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又几乎没有升迁的希望，他们内心残存的一点理想主义就会破灭。

    这时候，大学生村官计划就可能产生我们没有预计的另外的严重后果。

    记得1990年代，我们提出消灭空壳村，目标很宏大，理由很充分，就是条件不存在。

    其结果是，空壳村没有消灭，倒是带来了严重的村级债务，即使到了1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大多数村庄仍然严重受困于当时形成的严重村级债务。

    现在一个村若是无债村，那就是好的不得了的村。

    这个过去并不久的历史，应该让我们好好清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