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1月5日中国时评】北京时间1月3日晚，北京通州区一名入职不久的大学生村官杨涛（化名）上吊身亡，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杨涛此前曾两次割腕自杀未遂，警方怀疑其有抑郁症倾向。

媒体报道说，一周前，杨涛刚刚度过23岁的生 日。从其遗书的标题“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看，杨涛心中曾有的梦想是多么阳光。

虽说杨涛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大学生村官自杀案，但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对这个年轻群体的深思。

事实上，虽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是大陆官方一项具有长远战略决策，但更多的大学生村官们却是在当前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的无奈选择。很多大学生仅仅把到农村任职作为报考公务员、考研等的跳板，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显然有违当局的初衷。

有一种说法称“不了解中国农村，就不了解中国国情”，可见中国农村的情况之复杂、管理难度之大，这一点在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早有论述。在以家族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一名涉世不深的大学毕业生如何既融入其中，又不被低层文化俗化？更何况，一方面，不少大学毕业生原本就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生活几乎是空白；另一方面，他们甚至从未有过服务农村的志向理想，其专业背景更与农村实际情形相距甚远。

即便是一些大学毕业生能满腔热忱地投身农村热土，也会由于实际生活环境差距、知识储备不足、心理落差难以补足等因素，而在短时间内难以担当官方赋予的“村官角色”重任。村民们对他们也往往缺乏信任感，有人甚至认为大学毕业生下农村是没出息的表现。凡此种种，也让大学生村官心理压力不轻。

中组部曾在2008年宣布，从这一年起，连续5年，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定职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这一消息甫出，即被舆论热评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

平心而论，笔者看好当局推出的大学生下乡制度，并期待其能给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新活力，但也希望在关注制度本身时，官方与舆论也给与这些怀揣激情和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多些理解、多些关爱、多些掌声，让他们即便是在艰苦的基层也能保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