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当村官时下是方兴未艾，中组部还决定5年内要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可是我们在招录之初，却很少向大学生们传递出要让他们长期扎根农村的“意向”，而往往只是局限在“许愿”、“诱惑”上。好多地方压根也没想让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留得住、用得上的骨干人才和新生力量。因为他们早早地开出了可考研加分、可优先提拔使用、可进事业编制等的“许愿支票”。这些“诱人条件”虽能吸引更多优秀大学生到村任职，可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浮躁心理。于是，一些冲着可以"加分考研"、可以"优先考公务员"、可以借这块“跳板”很快“养鱼翻身”的大学生们，都挤进了村官队伍。这些大学生村官“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乎，有的对农事不知也不学；有的对村务不闻也不问；有的一门心思躲进机关复习备考公务员；也有的宁愿在乡镇当打字员、公勤员，也不愿进村与村民打成一片。这些人员都能将进入公职人员序列视作了唯一的目标，以至于将个人荣辱、家庭希望、甚至身家性命都紧紧捆绑在了公务员招考上。

    杨盛敏作为偏远山区的孩子，几年村官当下来，公务员考不上、原来的专业又荒废了、外界就业又这么难，在这些压力之下，“疯”也许是偶然中的必然。

    “大学生村官发疯”的病因绝非只是心理承受力差这一条，纵观悲剧始末，可能还有这样几条“隐性病因”——因为过早地给他们开出了“许愿式支票”，让他们心理浮躁了；因为有了“政策诱导”，使本来无意于在农村发展的大学生错误地上了村官这条船；因为认定空降几名大学生就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了，结果一窝风地招聘大学生来当村官，却忽视了对现有村干部和返乡青年的培养、重用。在本土村官思想普遍消极之下，也无形中加重了大学生村官肩上的重担，而这却正是他们的难以承受之重。假如这些“病因”还不能引起警觉的话，恐怕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杨盛敏——尽管我们都希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