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开始探索招募大学生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以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大学生村官从无到有，日渐成为基层发展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特别是自2008年3月，国家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先后有130多万高校毕业生自愿报名应聘。目前，全国共有20多万名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一线干事创业，为建设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涌现出了如“感动中国”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大学生村官享有定向考录公务员、考研加分、创业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因而被部分动机不纯者视为实现“曲线择业”的跳板。虽然顶着大学生村官的头衔，但毫无服务“三农”的热情，既不深入群众、也很少进村，有的甚至连草和麦苗都分不清。这一方面有违国家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初衷，同时也容易引起那些踏实干事村官的心理失衡，使他们觉得自己干得特别没意思，进而产生“所有村民都认得你、都觉得你好，又有什么用”的消极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管理，提高其“到岗率”，避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风气侵染最基层的“村官”，防止当村官成为某些人达到个人目的的终南捷径，关系到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成败和新农村建设的“质量”。而“濮阳模式”所采取的以不定期抽查“村民熟悉程度”取代定期检查、年度考核的做法，大大降低了考核作假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的实效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鉴于各地实际情况迥异，对于大学生村官采取不同的考核体系和管理模式再正常不过，全部照“濮阳模式”依葫芦画瓢，进行“不定期抽查”未必就能取得一致的理想效果。但不论采取何种考核模式，有两点是明确无疑的：其一，组织部门考核水准的高低、考核内容的仔细与否，对大学生村官“到岗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考核体系中是否包含“村民意见”等民意内容，直接决定着大学生村官了解村民、与村民打成一片的意愿高低。否则，村官计划的实施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大学生村官工程最终能否改变“三农”面貌，既有赖年轻人的理想与奉献，也取决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剔除混入其中的投机分子，后一点处理不当，势必产生“鼠屎坏粥”效应，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