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曲折的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公社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后来的农业税的废除，这一切的一切都承载并见证着中国农村发展的历程。每个时代都有着每个时代的特点，虽然说人民公社运动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但它毕竟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本积累，虽然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它也没能阻挡住中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所以在确立一种发展路径时，我们也必须用辩证和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它，这样，这种发展路径也才更持久。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具有8亿多农民的国家，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这种基本国情的制约下，中国农民的人均土地非常之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实现了中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但这只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短期效应，当这种制度的能量发挥殆尽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只能在同一水平上徘徊不前。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来说，除了种植市场上急需的特色农产品外，小部分土地根本不能促使他们走向富裕。而由于农民的跟风意识，产业同构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业的丰收反而促使农产品价格的不断降低，这样不仅种植大宗农产品的农户受损，而且种植特色农产品的农户也收益不多。因此，当农业的收益不足以使农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们开始寻觅新的发展路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由于市场需求较大，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利颇丰，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全国轰轰烈烈的向苏南学习、向温州学习的时候，国有企业改制完成，买方经济向卖方经济转变。除了部分及时改革企业模式、提高产品质量的乡镇企业做大做强之外，多数产品低劣、势单力薄的乡镇企业纷纷倒闭。这时，相关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相继被废除，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纷纷把眼光瞄向了大中城市，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民工潮。然而，中国的乡村已经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留在农村的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村级集体资产基本为零，而广大村庄治理者的待遇又非常之低，以致乡村两级合为一体，村级自治组织成为乡镇党委政府的附属工具，村庄治理徒有虚名，这又造成了这样的忧虑:占中国大部分的乡村治理由谁承担，怎样运行？当农业收益不好、集体和私人企业效益不佳、农村年轻人多数流向城市、村级集体资产基本为零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农村怎么办？中国的乡村治理如何开展？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大学生村官最应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和政界一个主流的观点是，要通过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温铁军认为，由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中国农民仍占多数，单纯的劳动力转移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此应该加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贺雪峰认为，农村经济发展不是主要方向，应该通过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不断提高农民的归属感，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几个观点各有道理，都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村的现实。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应该坚持分地区、分情况的提出对策，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应该更侧重推进城市化进程，而在较贫困的西部地区，则应该更侧重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而在占全国大多数地域的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则应努力寻觅第三条道路。那么什么样的道路才是第三条路呢？从外观形态上来讲，中国农村的未来不会是至少多数不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大厦，而是呈现出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村落布局；从实质内容上来讲，中国的农民则会转换成高学历、高素质、高技能以及高收入的现代市民；而从产业布局上来讲，现代规模化农业将遍布村落周围，充分发挥粮食安全、生态环保以及文化传承功能。

　　实现第三条路现阶段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高效农业。由于全国工业产品市场趋于饱和，所以在农村发展工业已经不切实际。然而全国农产品市场还存在很大利润空间，所以在农村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高效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其次，国家财政应大力投向农村。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严重，虽然说国家已经加大了投入力度，但这相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还远远不够，所以还应大力增加国家财政的投入力度。第三，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村庄治理者应注重成立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团体，不断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第四，村庄领袖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必须大力培养有眼光、懂经营、素质高的吴仁宝式的好干部，努力建构适合其充分施展才华的激励机制。宿迁市泗洪县大学生村官 张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