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几年，“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中央加强“三农”工作、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战略举措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该项政策和“大学生村官”群体在不同类型农村产生的舆论基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息息相关。笔者在江苏省金湖县和江苏省宜兴市农村对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居民进行个案访谈和抽样调查后，试图结合传播学、舆论学、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描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形成的舆论基调的概况，并试图揭示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与农村社会中人际传播意愿的不对称性之间的联系，进一步阐释农村社会中人际传播意愿的不对称性影响下的传播学、社会学现象对于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的直接影响。最后尝试利用传播学、舆论学、社会学的相关知识提出打破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的传播困境，消除传播隔膜，重新营造良性、积极的舆论基调的合理化建议，希望能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　舆论基调　农村社会　人际传播　传播意愿

“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中央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和中央人才战略的重要计划，在近几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人才上的支持和智力上的保障，它不仅从主观上希望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也在客观上催生了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诞生。这一带有官方政治色彩的群体在农村社会的舆论基调和其与当地农村居民的交流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工作开展乃至这一国家政策的整体推行。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农村社区培养出来的农民，在面对一群即将作为其所在农村的精英阶层的外来者时，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传播模式和舆论意见？已经基本城市化的大学生村官在进入基层后到底在当地形成了怎样的舆论基调？这样舆论基调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这样的舆论基调与农村社会的人际传播模式有着怎样的相关性？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理还是人性关怀上，我们都应当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

一、同时接纳大学生村官的非同质性乡土社会

    1、调查的对象

舆论发生的主体应当具有与问题的相关性[1]，应当说，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推行过程中，农民具有与该项政策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在关于大学生村官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农民具有最直接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集聚是形成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舆论基调的基础。农民在频繁沟通中形成的有关大学生村官的舆论，无疑是极具有研究价值的。2009年7月15日开始，笔者选择了江苏省金湖县和宜兴市两地的农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与访谈。

宜兴市和金湖县农村分属苏南、苏北，当地农村社会均具有较强的乡土色彩。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金湖县的多数乡村仍然是中国常见的农业村类型，而宜兴市的农村则在工业化完成之后代表了未来的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村的分类，很多学者基本认同城村、镇村、农业村、工业村这四种分类[2]，根据该分类，金湖县农村属于农业村，宜兴市农村则属于工业村），两地农村由于地缘差异也有着差异较大的文化系统。不同的工业化程度和乡土文化为为解释乡村传播、基层舆论和大学生村官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平台。

2、非同质性乡土社会趋向同质的舆论基调

一周的走访时间中，尽管有着地域、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各方面的差异，但是在面对大学生村官的态度上，笔者发现无论是宜兴市农村还是金湖县农村的居民都形成了基本相似的舆论基调——质疑和冷漠。笔者听到大学生村官的声音是这样的：我们“很少深入农村，与农民合作、与农民交谈，没有与农民建立深厚的感情”，“村民不信任我们，认为我们是关在象牙塔里的人，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村民在对于大学生村官这项政策的认知上，也可以体现出他们的舆论基调，42.9%的农村居民对于“大学生村官”计划表示不了解，接近15%的农村居民对这项政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尽管村民对于大学生村官的态度还没有达到舆论形成的20%的限度，但是在不了解“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前提下，极有可能形成对于大学生村官的追加证据，进一步造成对于大学生村官消极的舆论基调。

二、农村社会中人际传播意愿的不对称性与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

在农村社会中，人际传播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人际传播具有多渠道、多意义、强互动、非制度化等特点[3]，在农村社会中又有其特殊性。

结合人际传播的产生动机来看，首先，农村人际传播具有封闭性。贺瑞斯.格利列曾经忠告他一位准备办乡村报纸的朋友：“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最感兴趣的题目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他的邻居”[4]，农村居民，尤其是农业村的农村居民思想文化层次不高，他们的人际传播对象范围往往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宗族或者是邻居中间。以金湖县农村为例，样本中64.3%的农民都只有初中或者小学学历，这决定了他们对于大众媒介的接触具有局限性。

其次，农村人际传播模式具有单一性。在农村，农村居民的生活往往被明显的分割为生产和生活两个时间段，因此他们的传播方式也相应被分为生产传播和娱乐传播两种，生产传播主要是农民在农耕或者在村里工厂中劳动时的交流、沟通，娱乐传播主要是指农民在日常生活、娱乐时的交流。

再次，农村人际传播带有传播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农村人际传播就是农民语言交流的一种状态，农村居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加上猎奇性的大众心理，极容易在人际传播时产生传播噪音并且带有个人感情。

正是因为这些特殊性的影响，笔者假设农村社会的人际传播（尤其在意愿上）极易出现不对称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又往往出现在不同社会层次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

为了考察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的人际传播意愿对称性，笔者考虑反面着手，即通过测量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行双向度的测量与比较，来考察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的人际传播意愿。而对传播意愿和社会交往程度的测量则采用修正后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

根据对问卷中一组梯度问题的总结和数据的整理，笔者建立起量表如表1所示：

（表1：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交往意愿比较）

通过表1的比较之后不难看出，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居民在生活方面的社会交往和传播意愿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前者对后者的社会距离显著小于后者对前者的社会距离。即：农村居民与大学生村官主动交流、沟通，进行人际传播的意愿较之于大学生村官主动与农村居民交流的意愿要小得多。

根据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认为由于农村社会特有的封闭性与地方性特征，农村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传播模式——人际传播在大学生村官的舆论基调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际传播作为农村社会的主导传播模式对于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人际传播的动机和意愿是人际传播能否进行的基本因素，人际传播双方丧失最基本的传播意愿会使传播无法进行，即使进行也会导致人际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上论述，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间的人际传播已经出现了意愿的明显不对称，大学生村官有着与农民交往的意愿而农民却显得并不情愿。这样的情况很容易使得传播成为单向且缺少互动的形式，造成传播困境的加剧，对于舆论基调的形成起消极作用。而又是什么在影响着农村居民与大学生村官交流的意愿呢？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在对舆论基调的形成起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固定成见”在农村人际传播以及舆论基调形成中的作用

舆论形成的过程国内外学者争议颇多，但是关于舆论形成的发端，无外乎意见发生和问题发生两种情况[5]，当一个问题已经发生时，追根溯源是人的本性，了解一项事物发生的原因和动机将成为认知这件事物的第一印象，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的形成与村民认知大学生来到农村任职的原因有着最基础的联系。而在农村社会，口口相传带来了个人情感的偏向和传播偏差的出现，再加上人际传播本身的随意性与非系统性，非理性的舆论基调开始逐渐形成。

在发放的问卷中，笔者发现，在金湖县农村，有50%的农民认为大学生村官来到农村任职或是“就业困难之下的无奈选择”，或是“为自己今后发展考虑”，也有一部分农民对此表示出不关心的态度，在宜兴市农村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接近半数（47.6%）的农民对大学生村官来到农村任职的原因持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样的主观认识形成了舆论学中的“固定成见”（stereotype），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的本身动机就受到了农民的质疑，根据舆论惯性的影响，大学生村官的权威性将很难建立，更何谈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开展工作的舆论基调？

以金湖县和宜兴市的大学生村官为例，虽然金湖县的大学生村官三分之二都是苏北籍，宜兴市的大学生村官更是全部为宜兴籍，但是由于年龄上的限制和非民选的身份，农民在心理上虽然能够接受他们的领导，但是农民仍然不会与大学生村官在言语上有过深入的沟通，宜兴市某镇大学生村官就谈到：“在农村做事很多都要看资历，你太年轻那些村民虽然说认识你吧，可是毕竟还是不怎么买账的，我们说话没有威信啊”。

可见大学生村官的年龄、身份与农民对他们来到农村任职的动机认知，构成了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固定成见”，这给大学生村官与农民之间的人际传播带来了最基本的困难，极易演化为单方面的交流和纯下行渠道，而农村居民进行人际传播最重要的是两种手段：生产传播和娱乐传播，大学生村官如果没有积极走入田野的信心，那么想要获得普通村民的认同和村庄舆论的支持就无疑是难上加难。

2、交往片面化：不同质群体间的传播困境

在与大学生村官的交流中，笔者了解到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情况，比如金湖县的大学生村官中，苏南籍的占到三分之一，而且基本集中在无锡、常州一带，虽然来到金湖一年，但是他们日常的交往还是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外扩。再比如村里的居民对自己是否会主动与大学生村官交流、接触，形成人际传播的互动时，14.3%的农村居民认为自己不会也没有必要与大学生村官交往，42.9%的农村居民则认为自己只是有事才会联系他们，不会做过多深入。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具有群聚的本能，并希望在群体中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等等[6]，而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农村这个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血缘和地缘甚至要胜过法治，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应当理解，而大学生更是这样，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来到农村，确实需要在自己的群体内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和传播网络，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认为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就是一个再次乡村化的过程，所以要求大学生村官完全深入田野，进行角色的重构更是不可取的。可以说，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居民双方都怀有“过客”意识，认为自己不可能长期在农村社会共处，他们主观上没有人际传播的欲望，客观上囿于农村人际传播的封闭性与模式、时间的限制，这样的传播困境也就自然形成了，进而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缺乏一定的传播渠道来打破这一隔阂。

三、以传播学方法打破负向舆论困境

梁漱溟先生曾经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这样写到：“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7]，先生寄希望的是打破一种城乡二元结构的痼疾，让智力和劳力达到结合。大学生村官正是国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智力支持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打破他们与农村居民的传播困境，消除传播隔膜，重新营造良性、积极的舆论基调正是本文的题中之义。

　1、重视“舆论领袖”，注重口碑传播

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人际传播的“二级传播”中，意见（舆论）领袖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真正成为“舆论领袖”的人，“一定是有信誉有声望的人，一定是他所在人群中道德的模范执行者，遵守某种人为的、约定俗成的规矩”[8]。在农村社会，农业村中往往是种粮大户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村干部，工业村中往往是能够帮助农村居民致富，解决农民就业的企业家。

马克思曾形容农民像袋子中的马铃薯，存在天生的分散性。他们的意见集合和舆论产生，就是舆论领袖在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生村官都必须重视他们的模范和榜样作用，学会联合利用他们的力量，形成积极舆论。结合人际传播尤其是农村人际传播中口口相传的特点，形成口碑传播，舆论领袖则起引导作用，使得农民在面对“大学生村官”计划时有一个积极的认识而非形成“固定成见”，引领农民实现民意与政策的良性互动，上下契合。

2、充分认识一面传播的重要性，注重舆论引导

有效的舆论引导应该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形式。传播者需要了解受众的需求和信息接受能力的差异，随时检验传播效果，在及时反馈信息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才会有效。因此舆论引导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互动的传播渠道和积极的传播效果。

农村居民思想文化素质低，且具有很大的保守、封闭倾向，大众传播媒介在有关政策信息的传递时尽量使用明确有效的一面传播，动员受众（在这里即为农村居民）形成所在群体范围内基本一致的意见，态度和看法。利用舆论引导的作用消除传播中出现的隔阂和噪音，并建立起村民与大学生村官的信息分享空间和通畅的传播渠道。

四、小结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舆论基调，与农村居民在传播上的隔阂源自意愿的不对称性，但这绝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不能够共融现代性与传统性，只要有效的打破农村人际传播的封闭性，建立对称、平等的传播意愿，营造良好的舆论基调，大学生村官就能够适应农村舆论的特殊环境，成功的在农村引入现代化的理念，进一步凝聚民心，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脚步。（张金阳）

注释：

[1]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30页

[2] 卢福营、刘成斌等：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层――十个村庄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导言：7页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3～84页

[4] 吴业苗：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社会，2002（10）

[5]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177～178页

[6]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48页

[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264页

[8]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71页

参考文献：

[1]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卢福营、刘成斌等：非农化与农村社会分层――十个村庄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吴业苗：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分化与互动，社会，2002（10）

[5]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

[6]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8]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