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是由包括经济产业结构、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政策和人力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动员宣传在内的三个层次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村镇干部、村民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手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关健词:大学生村官身份认同建构行动主体

    认同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是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

一、引言

2008年，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组通字(2008) 18号〕，以下简称《2008意见》)，从2008年开始，连续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村官”，每年选聘2万名。大生村官计划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迄今已近三年。由于全国各地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组织状况的差异，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现象和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诸多讨论。这方面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问题—回应”的研究模式(陈忠，2009;程毅，2009;代兴梅等，2010;段小力，2008;李包庚等，2007;李华忠、杨桓，2009;刘春梅，2008;刘桥生，2008;宋言奇，2009;万银峰，2007;王文举、范合君，2008;王少峰，2009)此类研究多从公共管理、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研究高校教育设置、政府配套制度、人力资源的管理培养与开发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另一类是从大学生村官主体的内在角度展开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角色、社会适应、社会心理、自我意义实现(李娜等，2008;李伟，2009;姚琳，2009;张东，2009)等方面。笔者认为大学生村官群体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实施对象，也不仅仅是在外在制度和政策建构下的角色扮演、转换和社会适应的被动群体，这个群体同样是一个在外在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和约束下，面对社会所建构的身份，通过主体的积极认知、行动的意义赋予和参与，寻求认同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真正的问题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产生的。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和个人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等。但个人、社会群体及社会，加之根源于其社会结构及其时空架构所产生的社会意志及文化计划处理了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他们的意义”(卡斯特，2003: 6)0“大学生村官”这一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它界定了怎样的身份?其内涵是什么?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主体又是如何理解、内化、认同或者疏离这个身份的?他们怎样在“我是谁”和“我会成为谁”的困境中游移?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目前的研究还较少。转换把大学生村官看作外在力量塑造的被动客观对象的视角，把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主体”带回分析的中心，也是本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多源自他们所属的社会类别，其实是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旦认同被建构成功，认同就成了个体行动和社会运行的基础(Michael A. Hogg&Dominic Abrarns, 1998: 17一19)。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如何依据自己或他人对于某一群体的身份归属来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身份，通过自我类别化，同时形成对于群体的社会认同。本文尝试采用田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大学生村官身份的外在建构力量和内在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群体是如何面对结构性情境展开行动来寻求身份认同的，也力图通过分析他们面对的困境，考察影响大学生村官计划的一些因素。本研究选取山东某市两个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情况进行调查，访谈对象是这两个地区的14个村官、4名镇干部、5名村委成员、若干名村民。这14名村官的情况是工作已经一年，其中党员4人、往届生4人、研究生学历2人、男女性别各半，其中有8个人工作在基层村两委，6个人在街道片上，14人中有13人是农村出身或者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

二、身份的外部建构力量

身份(identity)是个体通过差异而得以区别出的某一社会类群的身份归属;认同(identifica-tion)是实现或形成这种状态的过程，是个体实现自身社会化并形成自我意识的一种机制(Koros-telina, 2007: 18)。身份因其类型和特征的归属而被主体认知、内化、建构行动并赋予意义进而形成认同。

大学生村官是指:政府面向全社会通过严格考察程序，公开选拔年纪轻、素质高、能力强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出任村干部(一般情况下，根据是否是党员，充实到村党支部或村委会干部群体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主任助理)，协助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处理农村日常事务，从而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为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创造条件，为推动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张敏，2008)。通过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学生村官身份的界定是从政策而来。政策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内涵、角色及其权责和行为期望都进行了界定。个体明确自身内嵌于一个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并依据角色来明确身份，进而依据他人期望来实施行动展示自我，并依据他人的反应来强化角色认同(Stryker, 1980: 385)。大学生村官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位置及其符号和象征意义，决定着他们对角色扮演和与他人互动的预期，但大学生村官身份被外在的制度所建构并界定是前提。

个体身份的形成一方面受社会地位、情境等外在的结构因素所影响，另一方面又由自身行动所建构。身份是微观的心理进程和宏观的社会进程二者共同的产物。而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一样，一致反映了对于人们社会位置和相关经验的情境依赖(Simon，2003: 44一62)。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讲，建构其身份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包括宏观社会层面和社会—个体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经济和就业的客观压力、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后者是指作为社会互动主体的多元他者的建构作用。

(一)宏观外部建构力量的三个方面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05年，中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2005) 18号)(以下简称(2005意见》)认为:“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以及广大农村还存在人才匾乏的状况。”“大力推广高校毕业生进村、进社区工作。要把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这个意见可以看作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先声(王少锋，2009)。随后《2008意见》明确阐述了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的目的:“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养党政后备人才……转变就业观点，面向基层就业创业。”以上政策文件均涉及几个关键词:人才、就业与基层组织建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政策目标取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解决目前的就业压力。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和产业结构转换较慢以及高等教育扩招等方面的因素影响，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间题日益突出，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也是缓解目前就业压力的一项辅助政策。第二是改变城乡人力资源结构差异、支持新农村建设。多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悬殊，人力资源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从整体上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的城乡不均衡，也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发展。而大学生群体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带着各领域的知识到农村基层去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村人力资源是一种补充和投人。第三是改变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模式，提高农村基层的文化素质水平，对推进基层村民自治和社会治理，有着重要意义。选拔大批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基层任村主任或村支书助理，对于农村事务的开展、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以上宏观层面的制度界定之外，面对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大规模政策实施，有效的思想和舆论动员是必不可少的。《2005意见》要求“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同国家与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唱响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主旋律。”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相关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8) 6号)也在全国高校开展了“基层就业、激情创业”宣传活动。年轻学子的青春激情和国家倡导服务农村基层的理念实现了对接。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有大学生支农活动，让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毕业时，学校里由团委和就业办联合举办的宣讲会，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积极作用，描绘得很好，很激发青年人的热情，让人感觉，到农村去发展，那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使命。”(村官访谈对象F，女，23岁)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首先是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所致的就业问题，这是一种外在的、具有强有力支配力量的结构性因素。其次是制度性力量，这是政府自身为实现农村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结构和基层治理的政策性目标进行的政策和制度设置。最后就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外部宏观结构性力量，共同界定、建构了大学生村官的身份。

(二)多元他者的外部建构

基层农村和村两委、镇政府是大学生村官最直接的行动情境，在此情境中经常与大学生村官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几个主体包括镇干部、村干部、村民。

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身份及其所负载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互动关系和意义符号，都是在个体对他人的理解中做出行动反应来加以呈现的。一个互动场景是由多方而非行动者一人所共同定义的，它既不是结构决定的产物，也不是纯粹个体自我的行动，而是一个互动、建构的产物(戈夫曼，2008: 212一216)。因此，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的行动情境中，受他者的不同身份、互动关系和期望所影响，会在行动上有所呼应或互动，以形成自己的身份，它一般包括两部分:社会结构的常规(conventional)部分和个体的自我想象所构成的特殊(idiosyncratic)部分。角色身份要想获得认同就要从他人那里获得社会支持，包括支持这一角色所包含的客观的权利和地位(Me-Cal&Simmon, 1960)。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选择镇干部、村干部、村民这几个互动主体来分析其对于大学生村官身份的“他者的建构”。

1.镇干部

“在技术性工作、程序性工作、工作规范性方面，村官还可以，但是涉及到人事调解、矛质纠纷的协调，目前还不能适应，这与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关，也和年龄阅历的积累相关。村级事务需要规范，但是村干部的老练是村官所无法比的。村里的家族观念特别强，拉帮结派特别强，街道干部和村官想擂手有时都不大可能。村民的观念(把村官当作外来人)不变，也不支持，就会被架空，那样的话工作就基本上无法开展。村官知识有了，头脑有了，但是还需要加强锻炼。只有适应了村里的环境、事情、思维，才能积累以后参与两委竞选的条件。就他们目前的情况来看，让他们成为村里的一级领导，不太可能，也不适合。……因此，有些事可以让他们去做，有些事不能让他们去处理，否则会越处理问题越大。”(镇干部访谈对象C，女，45)(此处指的村官既包括在村里的、也包括在村片①上的)“他们目前的身份只是暂时的，三年之后咋样目前看来还是没法确定下来，这也有时候会妨碍他们的工作热情和长远计划性，所以这个村官的身份也没法完全让他们认同。”(镇干部访谈对象A,男，40)

农村社会是一个历史积累而成的密布复杂关系的空间，“家族”“帮派”以有力的村庄内部性，将“外来”的村官阻隔开，一方面村官无法实际参加村务的治理，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将来参与村两委选举构成了障碍。镇干部对于村官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自己的界定，他们认为村官“有知识”“有头脑”，但是无法参与到真正的村级事务治理中去，而只能做一些服务性的、辅助性、技术性的边缘性工作，因此他们对于工作的安排和布置有侧重点。镇干部对村官的身份认知、角色能力和任务安排，使大学生村官在这种关系之中，明确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感，村官对自身身份所包含的自我成功的内涵难以预期，这也从另一角度折射了大学生村官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困境。这种困境既包含“村内人和外人”区别，也包括“学识”和处理事务的“能力”之间的落差。

2.村干部

“中央这个计划很好，大学生村官来了后，我们有了帮手，村的很多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文书处理更规范了、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方面也有人懂了，尤其是很多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材料，他们写的有声有色。再就是有些看问题的方式上对我们这些村干部很有启发，想法也比我们活络”(村干部访谈对象C，男，47岁)。

“他们现在虽然身份上是村主任助理，但是三年后也不一定什么出路，所以平时干工作的时候就有些沉不下心来、有些浮躁”(村干部访谈对象B，男，41岁)。

可以看出，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是持欢迎态度的，认为这些人的技术和知识能够帮助农村发展，也注意到了相对自己而言，这些村官的优势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村干部所谈及的那些村级事务更多是随机性、形式化的事务，而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比如与村集体经济相关的事务，这里其实暗含着如前面镇干部所说大学生村官与村干部的合作与排斥的关系。由于利害冲突，我们通过访谈也得知很多村干部是对大学生村官持排斥态度的，认为他们文化水平高、信息多，是来夺权的。凡是涉及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事情，村干部们很不愿意大学生村官参与，“怕他们坏了事”。

村干部在话语里并没有把大学生当作自己人，通过“我们这些村干部”以及“比我们活络”，大学生被村干部视为上面分配来的“他们”。在对“村官”的未来的想象中，对于大学生“会成为谁”，村干部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他们不认为大学生会形成对农村的认同，成为“我们”。这些“我们”“他们”的关系表述，也反映了大学生村官群体无法完全嵌人现有“村级行政群体”。

在农村的现实工作境遇中与“他者”的距离感和自身身份的模糊性，表现出身份归属的困境和与他者的潜在冲突，这为大学生村官身份认同困境形成埋下了稍显悲观的基调。

3.村民

“自从有了这些大学生村官，村里就是不一样了，想法多、肯跑腿、能给老百性办实事，虽然有时候办不成。还告诉我们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消息和法规。年轻人刚出校门，社会上的事还是经历的少，缺少历练。”(村民访谈对象F，男，51岁)“他们是上级派下来的，不是村里选的”，“村官当然是官，是镇里派来的”。(村民访谈对象D, 44岁)。

村民一方面认可大学生村官的积极作用，对他们为老百姓做事持欢迎态度，另一方面，又十分明确把这些村官的身份界定为“外来”，意味着一种“我们与他们”的两个群体的区别界定。“缺少历练”说明村官虽然身份是“上级派来的官”，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能力上却名实不符，这无疑是对村官身份的另一种抽空。

“村民也很明白我们是来辅助工作的，也不是村里重要的当事人，所以有重要问题他们也不会找你。很多事，我们就是旁观者、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更不是决策者。”(村官访谈对象B，男，25岁)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村官在村两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非核心、边缘化。

村民、村干部和镇干部对村官的这些身份定位、角色期望和互动关系，使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感觉忽冷忽热、障碍重重。

“感觉压力太大了，有时候自己也很困惑，三年之后都不知道干啥，还为这些麻烦事天天操心，村官村官，这叫什么官啊?”(村官访谈对象C，男，24)

而村官的身份，就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时而模糊、时而困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是各级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仅在辅助性工作方面作用积极，但无法参与村核心事务;其次是这几个多元互动的他者均将村官界定为“外来人”，属于国家政策推行而派来的“空降部队”;再次是各级干部对于大学生村官身份的不确定性、工作上的浮躁感、未来发展的模糊性也有着明确认识，认为他们身份是不稳定的;最后是多元他者普遍认为大学生村官初出茅庐，年轻缺乏经验，缺少社会阅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力量、制度政策设置、意识形态动员到微观的镇村干部、村民，形成了多层次、多主体(他者)对于大学生村官身份的外部性建构力量。从宏观层面到村级层面，越来越表现出对于村官身份界定的多元分化形态，乃至相互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组关系:第一是宏观政策界定与地方现实复杂境遇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政策上把村官作为新知识、新观念的人才送到基层去，但是基层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又超出村官的把握，人力资源的优化难以体现。第二是“村里人”与“外来人”疏离关系，从镇村干部到村民，将村官的身份一致界定为外来的他者，使其难以融人、进人、参与到村级治理的核心层面，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基层治理水平提升，这直接导致了第三，就是大学生村官身份与实际处理能力之间的落差，无法通过实际能力体现村官身份会导致难以实现自身认同。第四是前期意识形态宣传高度所激发的热情和想象力，与村官尴尬的现状、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村官

对自身身份认同陷人迷思。

面对宏观的多层次结构性力量、社会互动关系中多元他者对大学生村官身份的建构，村官对自身身份认同过程中所形成的困境，不得不通过主体行动取向，努力寻找“自己会成为谁”的身份认同。

三、行动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一)主体自我的身份认同困境

目前，根据国家的政策，大学生村官的三年后的出路有五条:考公务员、事业编或选调生;续签三年合同做村官;考研究生深造;参与村两委班子选举;·自谋职业。仔细分析以上出路，可以看到条条都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他们对于现在身份认同充满了困惑。身份对于个体而言发挥着五项功能:自我归属感、自我理解、自尊、和他人区别以及行动。身份认同的强弱或正负、模糊或明确，直接影响着身份主体的价值立场、行动取向。在村官身上，“村官”身份能否得到认同，需要从行动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1.理性选择的就业动机

村官们认为:“选择村官，一方面是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自己出身农村，对农村既熟悉又有感情，也打算回来做点事，但是前者绝对是第一位的，后面选择的感情动因甚至当时也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面对外在的身份建构，他们首先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大学生村官这一身份，之所以说无奈，是因为在考村官之前，他们都考过公务员，只不过失败了。虽然一开始是出于理性功利取向，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展，情感的因素逐渐出现。总之，大学生村官对于这个身份既有功利目标的权衡、又有情感意义的投人，这是他们对这个身份“爱”的一面。

2.自我身份的“双”状认知

在访谈中，大学生村官多用“飘”、“过客”之类的字眼形容自己作为大学生村官当前身份不明确的尴尬境地。

“现在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心里也想做些事情，但是国家对于村官没有一个晋升机制，也就是说干一辈子村官也就是一辈子村官了。不是说不想努力工作，只是政策的稳定性不够，所以必须努力考公务员找出路。有时候被领导批评说工作浮，不想玲实干工作，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得不边工作，边做两种准备。”(村官访谈对象A，男，28)

村官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认知，说明了身份的“飘”无法使村官对自身身份形成一种稳定的认同感，这直接导致了其行动取向的转换。

静态地看，他们引用流行的“民谣”形容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工人因为我们叫村官;我们不是农民因为我们没有地;我们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因为我们签订三年合同没有编制;我们不是村委成员因为我们不是选举出来的”(村官访谈对象N，男，26)a

动态地看，大学生村官认为:“村干部不怎么管我们、组织人事部门管我们人事却不怎么过问工作、镇里管工作却不管我们将来的发展和出路，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官可我们却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无论对于哪一方，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过客，而不会持久地和他们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从身份上看，我们没有归属，感觉像过客”(村官访谈对象H，女，25)0“开个单位身份证明，村里没权力开，人家不认可;镇党委不给开，说是归县人事局管;人事局不给开，说是组织部派来的;组织部说他们人事在这里只有备案，档案在人才市场，应该由人才市场开;人才市场说，我们只能证明你的人事关系在这里，其他证明不能开。”(村官访谈对象M，男，25)

基于前面多元他者对于村官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模糊性描述，村官自身也明确感觉无论是村庄、多元他者还是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为村官提供强有力的群体归属感，归属感恰恰是身份认同得以确立的关键要素之一。

3.以行动寻求身份认同

对于村官个人来说，要想改变目前的“飘”和“过客”的身份，需要在三年内及早做出决定。对于是否续签，他们没有多少想法，因为续签就意味着三年后不确定性风险依然存在。对于参与村两委基层选举，一方面他们不是本村户口，不能参加选举，另一方面，他们自己认为:“对参加未来的村两委竞选，我们并没有更多心理准备和想法，怕干不了。感觉很复杂，也可能会很锻炼人，但是三年一换届、还得从头来，变数太大。”(村官访谈对象D，男，25)面对考研、自谋出路和创业，鉴于目前工作难、创业门槛高的现实，他们也不会选择这两条路。以上四项选择的次第排序，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能否成功投注了满足需要、情感、价值和意义承诺，

倘若他们无法实现这些外在的身份意义，就会对自我主体的一致性认同构成障碍，也即是对于“我是谁”充满模糊和困惑。因此，作为行动主体的大学生村官，面对外在结构力量建构而成的“飘”的身份，会通过行动做出两类选择:维权行动和寻找出路。

(1)维权行动。他们认为，虽然人家把他们当外人，身份归属也不明确，但是面对三年之内的现状，村官身份所包含的一些权利需要得到保障。

“只有村官的权利有保阵，我们才觉得这个身份值得去认同，给你身份，不琴重你，这个身份何谈认同?”“单独一个地方的村官的力童太单薄了，我们也没有编制，属于签合同的，基本属于三不管人员，工作我们该干还得干。所以，有些权利得争取啊!我们没编制、没归属、没人管，就自己管，工人还有工会呢!”(村官访谈对象L，男，25)

调查发现，刚开始工作几个月后，大学生村官感觉最大问题是工资拖欠和医疗保障间题。于是他们行动起来，成立协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几个跨乡镇做村官的同学，看好了大学生村官信息沟通这个果道，就挂靠县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大学生村官协会。这样可以通过正式的渠道在政府和村官群体之间进行沟通、协调一些矛质和问题，组织部门也乐意提前发现问题、解决矛质。我们已经通过协会解决了工资施欠和医疗保阵问题。……分散的村官们主要通过QQ群的形式互相就关心的问题交流讨论…有了这次经脸，以后我们还会通过协会努力解决其他村官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村官访谈对象N，男，26)。

除此之外，大学生村官还动员网络论坛、市长热线多种资源，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

“在县民生网上发帖子要比在大学生村官网上来的实在，村官网上是全国村官看，民生网上县领导能看得到我们的问题。”(村官访谈对象L，男，25)

以上说明大学生村官群体已经面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现实处境，努力通过一种准官方性质的自组织协会、网络、市长热线等多种方式，通过行动，来争取自己“身份”应有的权利，并形成认同。

(2)寻找出路。这个行动取向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考公务员、事业编制或选调生，虽然竞争激烈，也是他们的首选，这说明对当前身份认同的困境，直接导致了寻求新认同行动。他们不满足于当下被建构的“我是谁”，而是要在动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追求自己的明确身份。此选择也可理解为大学生村官通过行动把村官身份编人“官”(公务或事业编)体制内的努力。

另一种是努力符合行动情境中他者的期望，包括村民、村委、镇干部。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心里有早期的焦虑，人生地不熟、刚开始经验不足、初出茅庐，怕说错话做错事。待人接物、人际沟通很不成熟，想法也不全面、思考也不周全，也不会听明白领导的话中有话的暗示的意思，现在慢慢会识时务了，也明白了。”(村官访谈对象G,男，24)

这被认为是大学生村官“自我意义”的缺失，认为大学生不能简单地依赖社会赋予自身的意义，大学生有责任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反思(李裸等，2008)。笔者认为此论是从规范论的角度来阐述，但是从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者主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恰恰是在既有的结构性约束下做出的行动反应。大学生村官希望能在现有体制下做好工作，“一方面让领导满意，另一方面也学会处理村里的复杂事，多懂些人情世故”(村官访谈对象k，女，24)。他们希望通过获得体制的认可来建构自己的确定性身份，并从中看到身份内含的价值取向，对其形成意义认同。

(二)群际差异与认同变迁

目前在基层公务系统内部，存在着由大学毕业生招考而来的几种身份成分:直接招考的公务员—省委组织部选调生—事业编制人员—村官和三支一扶人员。

“他们和我们待遇不一样、身份不一样、收入不一样，人家是专业对口招考、领导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村官访谈对象J，女，24)

他们共同在一个公务系统内部工作，平日多有接触，但是基于工作起点的不同、职位的差异、收人的区别、编制与否，他们相互之间形成了群际差异。大学生村官群体明确表现出他们不如其他群体的自我群体归类，并自然地形成上述群体身份层级序列递减的排序。

由于身处这种多元身份并存的工作环境中，“同工不同酬，干得多、拿得少;镇里需要了就调上来帮忙没事了就走人，召之即来;日常福利待遇上拿我们当外人，认为我们是没编制、签合同的人，和别人不能同等对待”(村官访谈对象N，男，26)，村官们感觉到强烈的身份歧视。泰弗尔认为，不同群体依据不同身份特征形成群内一致和群际差异，当内群体认同能够满足个体需要时，个体就会倾向于强化自身群内特征和身份认同，但是当本群体成员的身份特征不能够满足需要，个体会力图离开其所属群体，并加人到更好的群体中，或者力图使已属群体变得更好(泰弗尔，2004)。我们看到和其他群体相比，大学生村官的处境是，其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大，当下身份尴尬、层级较低，他们的行动选择是离开其所属群体，并加人到更好的群体(公务员之类)中。他们同样在群体认同和群际差异的约束条件下，用自己的行动重新选择自己将会成为谁。“当某些群体对个体社会认同的积极方面有所贡献时，个体倾向于保持该群体成员资格，

或者追求获得新的群体成员资格。”(Abrams and Hogg，1990: 2一28)

行动者的认同是在社会力量的形塑下建构的，因此认同是多元动态、共识协商、能动的过程，也是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方文，2008: 149)。而认同的变迁一般采取以下几个策略:第一是个体流动: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地位是既定的，因此，采取个体主义行动策略，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意味个体的群体认同的变迁。第二是社会创造性:群体成员为自己所属的内群体寻求可以赋予积极评价的特征要素，这是从符号建构和意义阐释角度以改变互动关系和群体地位的策略，客观上，群体的地位和资源无任何改变。第三是社会竞争:当社会结构呈现刚性并缺少弹性时，现有的地位差异没有合法性依据，群体成员直接通过与外群体的竞争，来获取资源、扭转规则，来改变自己内群体的相对地位(Tajfel and Tumer, 1986: 19)。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村官通过群际比较，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多选择第一种途径，而第二种途径，村官常说“虽然身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干一样的活，他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村官访谈对象C,

男，24)，其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第三种途径，如前所述，大学生村官正在通过自我组织—大学生村官协会—的途径，对大学生村官身份所应拥有的权利进行争取。虽然这个协会是准官方的，但是至少它说明了面对群际差异，大学生村官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重新界定身份认同。

这个行动取向的背后折射出:身份除了他者建构，也会通过群体内部的自我行动以实现认同的重构。

四、我们会成为谁

身份认同的困境有两种，一种是多元身份集于一身，而身份之间出现主次轻重、高低层级等方面的认同困境。另一种是对于身份的认同，取决于被社会所建构的身份对个体而言的价值和意涵，当个体无法通过意义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时，就会转而通过行动寻求自己所赋予意义取向的身份，以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我们看到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认同是第二种。

本文通过对某市两个地区的大学生村官群体的深度访谈，从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主体的角度，对其身份建构与认同进行了考察，为目前对于该群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认为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建构是由包括经济产业结构、农村社会基层治理和人力资源配置政策、意识形态的动员宣传在内的三个层次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村镇干部、村民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面对这些外部力量和因素所建构的身份，大学生村官作为主体，产生了认同困惑，在与其他类群体的差异进行比较后，积极通过行动寻求“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身份认同理论有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两种理论之争(潘建雷，2006: 47)。本质主义认为，个人的认同是自然拥有或生成的，是通过个人的意志和理性而获得的，因此人们对自身的存在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个人及其隶属的群体的认同都是内在的、同一的、确定的、整全的、统一的、总体性的、有边界的，是人们把握自我和根植于社会的基点。建构主义者认为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知识的教化机制和权力的惩罚机制而强制建构的。因此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是强加的、分裂的、流动的、残缺的、碎片化的，开放的。而大学生村官身份建构与认同，就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游走，一方面他们被外在结构性力量和多元他者建构了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又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又不甘心接受这个身份界定，进而积极主动地寻求自身新的身份认同，想对“自己会成为谁”有所把握。因此，认同是一种处于历史变化之中未完成的、具有过程性的，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的多元构成，包括不同的、常常是交叉的、对立的话语、实践和立场。认同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再现的，是如何应付我们该怎样再现自己的问题，其核心在于从“我们是谁”转变为“我们会成为谁”(Hall, 1996: 4;周宪，2008: 187).

目前来看，大学生村官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处在“飘移之间”，认同基础的模糊不定，进而导致了其未来行动取向呈现出多种可能，这既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群体的自我成长，在宏观上也不利于政府实施“五年之内十万大学生村官下基层计划”的后续顺利实施，并最终会影响到政策的初衷。因此，无论是“问题—回应”的政策性研究，还是主体论的视角，对大学生村官作为行动主体的“身份建构及认同”的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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